过“春节”的习俗是由上古时期的“腊祭”演变而来的。神农氏时期，人们在每年的年尾便开始为来年生产作准备，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冬季围猎，所获猎物不仅会储作来年青黄不接之需，更会以其祭祀列祖列宗以及门、户、灶、宅、井等五神，祈求来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腊者，打猎也。秦汉以后，人们就把岁尾的12月称为“腊月”，相应的祭祀活动便称作“腊祭”。而这时，距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已经很近了，人们便在“立春”之际进行“腊祭”。日久成俗，“腊祭”就这样渐渐演变为一个隆重、盛大的节日，并被改称为“春节”。
年，在古代既是一个节气概念，又是一个农业概念。在夏历中，每一个月亮圆缺的周期为一个月，每十二个月为一年。每月不见月亮的那天被称为“朔”，正月朔日的子时为一年的开始，即岁首。但这是“官方”的规定。而现实中，为了生产生活直观、方便，人们又以谷物的生长周期计量岁时，以一个谷生长周期为“一年”，这样，过年之日，正是祝贺丰收之时。所以，甲骨文、金文中的“年”字，就是果实丰收，谷穗成熟的形象，《说文.禾部》中也记载说“年，谷熟也”。显然，两种岁时计算方法的始、终月份不一致，存在着“错位”现象。“五帝”之一的颛顼所颁布的《颛顼历》中，正月就是秋收刚刚结束的农历十月，一岁之首的元旦则为农历十月初一。这时的“年”和元旦比春节可早了整整四个月！
西汉时期，汉武帝在全国推行《太初历》（即《甲历》）时，终于把农历正月初一定为新年岁首，并一直沿用至今。《史记》、《汉书》中均称正月初一为夏历新年的第一天，为“四始”(岁之始，时之始，日之始，月之始)、“三朝”（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朝亦始矣）。同时，《太初历》中立春与岁首前后相差不过几天，处于同一个时段内，于是，人们就把过年与过春节合二为一了。今天，人们仍然习惯于把过“春节”称为“过年”。
众所周知，节气是根据太阳与地球所处的相对位置而确定的。那么，根据日影变化规律，岁首当为“冬至”日，可汉武帝为何要将春节作为一岁之首呢？这还是受了“谷年”的影响。此时，太阳返回到北回归线附近，黄河流域天气转暖，日照时间变长，具备了农业播种条件。“一年之计在于春”，岁首设定就是为了适应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规律。
秦始皇建立了大一统的封建制国家后，不仅“书同文、车同轨”，而且统一了全国的历法。所以，尽管我国地域辽阔，南北相距五千多公里，横跨了四五个气候带……却并不妨碍人们在同一天欢度新春佳节。如今，除了汉族外，藏、彝、壮、布依、满、侗、白、土家、傣、黎、傈僳、拉祜、达斡尔、仫佬、独龙、鄂伦春、赫哲、基诺等少数民族也都有过春节的习俗。另外，中华文化圈内的韩国、朝鲜、越南、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国家也同样和我们“普天同庆”。但是，与中华文化同宗同源的日本却没有春节。当年徐福率三千童男童女寻找长生不老药来到日本后，把中国的习俗、文化全都带到了日本，所以，日本在历史上是过春节的。明治维新后，日本“脱东向西”，大多数地方就不再过春节了，但冲绳岛和鹿儿岛的奄美诸岛等地居民则仍然保留了过春节的习俗。
辛亥革命胜利后，南京临时政府为了与西方“接轨”，也曾决定采用公历。可是，夏历不仅在我国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而且，它对农业生产的指导作用是公历无法替代的。讨论来讨论去，双方谁也不能说服谁，没办法，只好折中：民间仍然使用夏历，而政府机关、厂矿、学校和群众团体中则实行公历，以公历的元月一日为元旦，农历的正月初一称春节。这就是我国“双岁首”的来历。
在几千年的传承发展中，我国民间形成了一套完整、固定的春节节俗，如扫尘、贴对联、吃年夜饭、守岁、拜岁、拜年、舞龙舞狮、拜神祭祖、祈福攘灾、庙会、赏花灯……但是，上层建筑总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农业生产的周期性，让中华民族的先人们相信，生活也有周期性，一切都可以从头再来，进入新的一年，就等于生活翻开了新的篇章。所以，贯穿于这些春节习俗的核心始终是追求平安，祝愿未来。这反映了中华民族永远不会锐挫望绝，永远把希望寄托在明天的民族精神。
进入腊月，尤其是喝完“腊八粥”后，千家万户就开始积极置办年货，如制作新衣，灌香肠、熏腊肉了，不仅为节日消费做作准备，也为节后青黄不接的季节作食物储备，体现了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
腊月廿三或廿四日，是民间的“小年”，从这天起，人们便开始进行从尧舜时代就兴起的扫尘、祭灶等"忙年"活动。因为，“尘”与“陈”谐音，人们在现实的卫生需求之外，还借用“除陈”的口彩，要把一切穷运、晦气统统扫地出门。所以，民间一直把保洁除尘当做进入年期后的当务之急，并演化成为固定的节俗。
春联也叫门对、春贴、对联等。临近春节，无论是深宅大院还是寻常巷陌，家家户户都会精选一幅意寓着家庭愿景的大红春联贴于门上，烘托节日的喜庆氛围。
春联是由“桃符”演变而来的。上古时期，每当春节将至，人们便在两块长六寸，宽三寸的桃木板上写上降鬼大神“神荼”、“郁垒”的名字，挂在大门的两旁，以驱鬼逐神拒小人，护卫宅第平安。东汉以后，随着造纸术的发明，桃符图案逐渐演变为门神，而春联则代替桃符张贴在大门两旁。公元年后蜀主孟昶在两块桃木板上所写的对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不仅是我国有文字记录的第一副春联，还创造性地用骈体联语替代了“神荼”、“郁垒”，为桃符增加了祈福、祝愿的功能，丰富了桃符的形式和内涵。
明朝朱元璋虽然文化不高，却爱题字附庸风雅。当他得知自己信手为一个干着杀猪和劁猪营生的老人家所写的春联“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被这家人高悬在中堂，每日焚香叩拜后，欣喜异常，立即晓谕全国：每逢新春，必贴春联。于是，在朱元璋的推动下，贴春联的习俗迅速在全国各地普及开来，至今仍是最具群众性的春节节俗之一。
在贴春联的同时，我国民间还流行贴“福字”，即在屋门、墙壁、门楣上贴上大大小小的“福”字，有的还将“福”字精描细绘成寿星、寿桃、鲤鱼跳龙门、五谷丰登、龙凤呈祥等图案，更添仪式感和节日喜庆氛围。在我国南方，“字”和“至”的发音是一样的，这些地方的人们贴“福字”，其实就是期盼着“福至”，而在北方，没有这样的语音“便利”，人们便习惯于将“福”字倒过来贴，取“福到”之意。总之，无论哪种形式，都反映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挂贴年画也是我国民间的一项重要的春节节俗。年画是我国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其内容以反映人民朴素的生活和风俗为主，它同样起源于“门神”。如今，存世最早的年画是展现王昭君、赵飞燕、班姬和绿珠四大美人风采的《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的木刻年画，而民间流传最广的年画则是《老鼠娶亲》，描绘的是老鼠依照人间的风俗迎娶新娘的有趣场面。民国初年，上海郑曼陀将月历和年画二者结合起来，每月画一张不同的年画，然后将全年十二张年画装订成册，发明了至今风靡的挂历。现在，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和山东潍坊是中国年画最具代表性的三大“派”。
腊月三十日，是民间特别重视的“年三十”或“大年三十”，其习俗活动主要围绕“年夜饭”和“守岁”两大部分展开。
年夜饭，特指年尾除夕的阖家聚餐，源于古代的年终祭祀仪式结束后的团圆聚餐。所以，民间一般将其称作团圆饭，因为口音的原因，逐渐演变为“团年饭”。菜品中一般有鸡(寓意有计)、鱼(寓年年有余)、蚝豉(寓好市)、发菜(寓发财)、腐竹(寓富足)、莲藕(寓聪明)、生菜(寓生财)、生蒜(寓会计算)等附有吉利谐音的食品。
中国古代是宗族制社会，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经济收入都依赖于家庭的“综合实力”，而家庭“综合实力”最主要的指标就是人口数量，尤其是成年劳动力的数量。所以，中国民间对家庭关系的注重，本质上是为了发挥家庭成员的“规模效益”。而年夜饭，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为来年春耕生产所举行的“动员餐”，所谓的阖家团圆，不过是为了集聚尽可能多的劳动力罢了。
“水饺人人都爱吃，年饭尤数饺子香”。至迟在明代，饺子就成为民间年夜饭的必备食品。
一天之始为“子”。“交子”不仅意寓着岁月更替，而且还是我国第一种纸币的名称，而“饺子”恰恰与“交子”同音，所以，人们在年夜饭上吃饺子，不仅有辞旧迎新之意，还体现了对富贵吉祥的期盼。在饺子的吃法上，人们也同样赋予了美好的寓意，常常将金如意、糖、花生、枣和栗子乃至硬币等包进馅里。祝愿吃到如意、糖的人，来年的日子更甜美，吃到花生的人健康长寿，吃到枣和栗子的人早生贵子，吃到硬币的人，不用说，必然财源茂盛；而内蒙、东北地区煮饺子时加上粉丝则和河南地区煮饺子时加上面条为异曲同工，都为了一个美好的名字：金线穿元宝；还有一些地区，人们在吃饺子的同时，还会辅以一些副食以表达某种祝愿。如吃豆腐，象征全家都幸福或都富贵；吃柿饼，象征事事如意；吃三鲜菜，象征三阳开泰；台湾人吃鱼团、肉团和发菜，象征团圆发财。
年夜饭上还有一道讨口彩的食品，年糕。这种主要以糯米粉加白糖、猪油、玫瑰、桂花、薄荷、素蓉等配料制成的食品，因为谐音“年高”，再加上有着变化多端的口味，几乎成了家家必备的应景食品。但是，各地在年糕的做法、吃法上却并不相同，充满了浓郁的地方特色。北京人喜爱将江米或黄米和以红枣、百果制作年糕，然后蘸糖吃；山西北部及内蒙古等地，习惯在年糕中包上豆沙、枣泥等馅后炸食，山东人则用黄米、红枣蒸年糕……北方的年糕大多蒸、炸而食，而南方的年糕吃法则更加多样，尤其是苏州及宁波的年糕，不仅可以蒸、炸，还可以切片炒食或是煮汤。
大年三十是一年中的最后一天，这天晚上被称为除夕，即“除（出）去一岁之夜”的意思，又称大年夜、除夕夜，是除旧迎新的重要时间节点。中国民间流行“守岁”，要求是夜每个房间灯烛通宵不灭，全家团聚，谓之"照虚耗"，据说如此照岁之后，就会使来年家中财富充实。按照西晋周处在《风土志》中的记载：除夕之夜，家庭成员间的互相馈赠，尤其长者给幼者的“压岁钱”，被称为“馈岁”；而大家坐在一起举杯换盏，共待新年到来，称之为“别岁”；长幼互祝共勉为“分岁”，这一切事毕，大家点起蜡烛或油灯，通宵围坐炉旁闲聊以待天明，谓之“守岁”。现在，为了守岁而通宵不睡的人已不多见，但大多数人仍然会在除夕夜“熬”到午夜12点以后就寝，仍然体现了守岁迎新之意。
为什么围绕着“岁”有这么多讲究？因为，“岁”音同“祟”，而“祟”是一种鬼神，故而守岁的本意是为了防止“祟”捣乱，以顺利进入新年。同样，“照岁”是为“罩祟”，“除岁”是为“除祟”。老北京守岁时，将瓜子、花生等有壳类食品撒在地上，让全家老小将其踩碎，象征着把“祟”踩在脚下，使其永世不得翻身；过去的钱多是用金属做的，比较重。长辈在除夕夜给小辈压岁钱，就是为了压住影响晚辈健康成长的“祟”。压岁钱一般有两种，一种是以彩绳穿线编作龙形，置于床脚。另一种则是目前仍在流行的用红纸包裹着给孩子的钱；而有些地方，受教育普及程度的限制，一些人“认字认半边”，把“秽”读作“岁”。直接把“除岁”当做了“除秽”……这一切，都反映了劳动人民对崭新生活的期盼。
爆竹是中国特产，亦称“爆仗”、“炮仗”、“鞭炮”。现在，很多人会在“交子”之时用燃放烟花爆竹，其实，早在多年前，我国民间就有了“开门爆竹”一说，即家家户户在正月初一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爆竹声后，碎红满地，灿若云锦，称为"满堂红"，被人们视为极为吉利的事情。对此，《荆楚岁时记》里就有记载。
在没有火药，也没有纸张时，所谓的爆竹才真是爆“竹”，人们用火烧竹子，使之爆裂发声，以驱逐瘟神。这取自于一个民间传说：“年”原是太古时候的一种怪兽，每到寒冬将尽新春快来之时，便四出噬人。古人为防御它的掠食，便聚集一起，燃起篝火，投入竹子，使其爆裂出巨响，把“年”吓跑……年复一年，便形成一个欢乐的节日，叫做“过年”
然后，亲友之间便开始了相互拜年。拜年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是由族长带领若干人挨家挨户地拜年；有的是好友相邀同去拜年；也有的聚在一起相互祝贺，称为“团拜”。由于登门拜年费时费力，后来便出现了投贴相互道贺的模式，这就是“贺年片”的起源。
慎终追远，礼敬祖先，祈求祖先庇荫家族，是中华民族传统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在万象更新的新春佳节之际，祭拜祖先自然是不可或缺的内容。
有些地方，祭祀祖先又被成为“拜家堂”，因为，祖先是“家亲”，而不是“神”。
传统的祭祀祖先充满仪式感。一般在除夕子夜后，开门鞭炮前，人们就在家中祖先的牌位或画像前摆好美味佳肴，时令果品，然后点燃香纸蜡烛，由家中位尊者率领大家对祖先行磕礼，逐项报告一年来，家中在娶媳、聘女、生儿添丁等方面的“重大事项”……现在，除了潮汕地区仍然流行如此隆重的祭祖仪式外，大部分人都是采用给祖先，尤其是直系祖先扫墓、烧纸等方式追思祖先恩泽了。
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一直有着“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说法，各地在春节习俗上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地域特色。比如，云南地区的壮族妇女们会在正月初一的清晨，身着新衣鞋，到河渠挑新水回家，手里拖着象征牛，马、猪、羊，狗、猫的石头，口里模仿六畜叫声，意寓来年“六畜兴旺”。返家后，还要将新水加上红糖，竹叶，葱花、生姜煮沸，让全家和客人品尝。新水象征吉祥，人们相信喝了新水会使人聪明伶俐。能歌善舞的壮族人还流行在正月里进行赛歌、跳春堂舞等娱乐活动的习俗，他们认为“正月春堂闹哄哄，今年到处禾忝丰”；而同样是云南，鹤庆地区的白族人家则早早地在自家天井里竖两棵青松，地上铺垫青松毛，寓“清洁”之意，正月初一鸡叫头遍之时，各户家长便携桶到野外汲河水，称“汲春水”。天亮时，得由家中小男孩连喊三声“财门”后，再由家人打开大门，然后在门口鸣放土雷和鞭炮，然后方可自由出入。在渝东北地区，人们习惯在正月初一登上高山拾取树枝，意为拾材（财），然后回来后分发给亲朋好友，以取“发财”的谐音；海南岛黎族信奉“初一不出门”，但要去河边或井边挑水，并放一枚铜钱或一块年糕在石头上或井台边，意谓向河神或土地买“福水”。正月初五，黎族民间要举行“送神出寨”的仪式。各家把节日废弃弃物，如猪毛，羽毛，棕叶等杂物堆放于竹篓，又用竹条扎神架，上面再扎一具稻草人，然后由两位年轻的后生在众多男女的陪伴下，将神架和竹篓，抬至村寨外路口弃置，待到正月十五日后将其烧掉，又为“送瘟神”……
……
我国的春节习俗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绝大多数春节习俗毕竟建立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家庭关系上，其中很多都与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开放、包容格格不入。比如年轻一代，有的已经几乎没有年节意识。即使不得不参与到吃年夜饭等节庆活动中，也常常是人在饭桌，心系网络，看似家人围坐，其乐融融，其实各自埋头发朋友圈，没有相互交流；再比如春联等传统节日用品，其形式千百年来几乎没有任何改进，就连上面的吉祥语也很少发生变化。现在更是工业印刷品大行其道，再没有传统的写春联、贴春联所蕴含的文化和情怀。至于烟花爆竹，虽然仍受欢迎，但却与时下环保理念相冲突，遭到了许多地方政府的限制与禁止……只有让流传了几千年的旧习俗跟上新时代的步伐，让老树开出新枝，才能让春节文化不断发扬光大，成为中华文化宝库的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