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西城区西黄城根北街３７号有家专卖挂历的小店，从上世纪８０年代至今，店主金安光大爷在此销售各式纸质挂历已近４０年，逐渐成为北京人关于挂历情怀的寄托，２０余平方米的店铺被很多老顾客称为北京最后的挂历店。上世纪８０年代初，金大爷开始在平安里附近卖书，起名“京华书店”，顺便也卖起挂历。后来书不卖了，但挂历还一直卖着。在金大爷的记忆里，他在３０年前搬到了现在的位置，有了一间固定的店面。金大爷说自己１６岁起便进入工厂上班，后来因为工伤选择内退，“那时候有内退和‘下海’，我这是有伤。但我没辞职不干，选择内退，再后来就开始经营书店。”金大爷一边说，一边捻捻受过伤的拇指。卖挂历的４０年来，金大爷自称是在见证历史。刚开店的时候，金大爷很是赚钱，“那时候每本挂历卖１０块钱，虽然一个月工资也就３０块钱左右，很多人也来买。９０年代前后，每年能卖一万本。”金大爷介绍，以前挂历１０多块钱一本，到现在还是１０多块、２０多块、３０多块，“物价涨了，我也跟着涨吧，但也涨不了多少。今年挂历就这个价，涨不上去。”金大爷一位朋友在旁分析说，现在挂历没有需求，买的人多了价格就上去了，只不过现在没人买。金大爷回忆，挂历当红时，更多的是单位集体来买挂历，“都是以车为数量单位购买，那一车好几百本呢，都是送人用的。”等到９０年代后期至２０００年左右，挂历行业渐渐变得不再景气。２０１３年，中纪委发出《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严禁各级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金融机构，用公款购买、印制、邮寄、赠送贺年卡、明信片、年历等物品。日渐萧条的挂历市场，再次遇冷。买方渐少，也导致了挂历印刷厂的变迁。金大爷把挂历印刷厂的变化总结成了三个时代。“最早的时候北京很多家在做挂历，包括电影出版社、文物出版社和彩印厂等，后来慢慢就不做了。第二阶段就是个人做，有那么三四家个体，但后来个人也不做了。第三个阶段就是九几年到２０００年以后，都去外地做了，这些我都经历过。”刚开始卖挂历时，金大爷可以直接去印刷厂取挂历，而到现在，广州、深圳的厂家只能通过快递的形式发货到北京。因为卖的时间长了，金大爷和厂家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都知道我要哪种，到时候给我送来就行了。”收藏，也是挂历购买者的一种需求，金大爷指着墙上挂着的经典人物画挂历说，“这都是艺术品，很多人买来也是为了收藏。除了挂历市场的变化，金大爷总结说，挂历封面题材上也在变化。从最开始的各地风光景色，到后来出现了汽车，“大美人”做封面的挂历也曾风靡一时。直到现在，生肖类和花卉类封面的挂历最好卖。“挂历是‘季节性’商品：１０月底开卖，１２月是旺季，１２月３１日一过，销量就直线下滑。这个时代，可能留给挂历的时间不太多了”，金大爷向记者感叹到。在挂历店里，时间不是按照分钟和天来计算，而是按“年”来算。金大爷的小店，八成是老主顾，老主顾里９０％以上都是老人，很多顾客一年只来一次，孩子的一年叫做成长，而老人的一年则意味着更多的伤感甚至是离别。很多老人只要还能走得动，都会自己到金大爷的店里选一本挂历。金大爷有个习惯，每位顾客临走的时候，他都要说上一句“明年见”。这句“明年见”，是礼貌，是祝福，是期待。也许是明年的相见甚欢，也许就是永别的倏忽隔世。对于以后的打算，金大爷说只要身体允许就继续干着，继续卖挂历。金大爷还计划着，在未来开一个“挂历博物馆”，带大家从更迭的挂历中看时代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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