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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北京晚报
杨先让
费城（彩绘）杨先让年
我为什么说自己的画是“彩绘”，而非“彩墨”或“水墨”呢？其实翻译成外文，三者并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彩绘”更强调“彩色”与“绘画”——虽然都是用中国的纸与墨作画，我只是将其作为材料，用的是西画的取景方法以及光与色的表现手段，这是“杂交”，不是纯传统了。
我原本学的是油画，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年得到去苏联留学的名额，连体检都通过了。但因为父亲在仁川居住，哥哥在美国留学，最终未获批准。既然无法专攻油画，我就转行搞起木刻版画。在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院长的带领下，我进行过为期四年的写实造型训练，无论是创作宣传画、新年画、连环画、木刻版画，还是当美编、创作员、教师，都得画画，而且要画得好，这四年的锻炼，无疑为我打下坚实的基础。
到乡下收集素材时，我要背着大油画箱，极不方便；画好油画钉在墙上晾干，经常被别人“取走”，又弄得我十分恼火。总不能拿着木刻刀去写生吧，我就画水墨写生，快捷轻便，这一画就是几十年。如此看来，我画彩绘，画中国传统的山水、花卉，写书法，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毕竟“熟能生巧”。
当然，这和我的成长经历也有点渊源：
九岁以前，我一直生活在胶东一座山清水秀的小海岛——养马岛上，九岁以后，又在风光秀丽的仁川生活了一段时间，直到十四岁才回国求学。我的家庭相对富裕：祖父在清末赴朝鲜经营中国绸缎、夏布的批发生意，父亲在哈尔滨开油坊工厂，叔叔是沈阳启东烟草公司的包销人（原英美烟草公司，年他被日寇判为“反满抗日共产党”罪而惨遭枪杀）。虽然家中遭灾，我仍无忧无虑地活着，书念得不好，生来爱艺术。
我的祖父和父亲收藏了一些字画，记得每年秋天，他们会将字画挂在大厅，也未见怎么宣扬，或许于无形中对我有点影响。很可惜，这批字画全部毁于仁川的战火。家中还有一册“芥子园”，也不知是谁的。
平日里，父亲只给我买笔买墨，并未鼓励我画画，有一次例外——那是年，我祖父去世了，他让我在一方白色丝绸手巾上画一枝梅花。我不敢下笔，父亲哄着我、诱导着我，也算是求我为祖父画一枝梅花，并且反复说：“你爷脚踩莲花，手拿小孙子画的干枝梅升天了……”
在仁川的华侨小学上学时，我的大仿图画经常被钉在教室走廊的墙上进行展示，同班同学张德海把我画废的画捡去交作业，老师还给打了八十分。不过父亲只关心我的毛笔字写得好不好，功课得多少分他不怎么过问，即便我留了一级与妹妹同班，也未被指责。家里一来朋友，父亲就叫我拿出大仿向人显摆，人家附和着叫好。我暗自想：既然这么好，还练它干什么！父亲并不考虑这件事对我的不利影响。
总之，对中国画，我也算稀里糊涂地掌握了。可能由于艺术创作的“一通百通”，可能由于成长环境确实有利，比如在中央美术学院看李苦禅先生怎样用笔用墨，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工作时和刘继卣、王叔晖等画家既是同事又是好友，我还见过齐白石先生画虾……这都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加之自己有几十年的艺术实践，品尝过特有艺术语言带来的那种趣味和享受，也就没必要求人拜师——像我搞木刻版画那样，无师自通了。
记得年，我就在生宣上用西画色彩创作宣传画了，当时很少有画家这样做。我掌握了这种表达方法，继而应用自如——这只是在技术层面。所画作品的优劣好坏，是另一码事。
我不属于用功苦干的那种人，做事完全凭自己的兴趣喜好，用李苦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像玩儿一样行事”。正因如此，我临摹过敦煌、永乐宫、永泰公主墓室的壁画，山西晋祠的那批宋代彩塑侍女像，以及《八十七神仙卷》。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后，我还和中国画系的同事一起写生，我的用笔、用墨和着色，与他们有微妙的区别。学校举办教师画展，一开始我交的是油画和版画习作，后来就交用生宣、皮纸、高丽纸画的风景、花卉、肖像写生。我认为艺术创作要有独创性、要与众不同、要拉开距离、要取悦于人。若想达到这样的境界，又谈何容易！总之，一切不能勉强，顺其自然就好。
记得“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教师画展，我画的一幅水墨令箭荷花就被河北美术出版社选去出版了挂历；后来中央美术学院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教师作品展，中国美术馆来挑作品，最后只选了三幅，其中就有我的《葵》；中央美术学院教师的作品赴香港展出，我交了一幅“宋女”题材的彩绘，艾中信看后惊讶地问：“这是谁画的？”只可惜这幅画在香港被盗了，倒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这幅画确实招人喜欢。
年我赴美探亲期间，在费城市中心的曼果画廊举办画展。我又画了一幅“宋女”，起初标明“非卖品”（我本想把这幅画留给哥哥），顾毓琇教授劝我卖掉：“卖了吧，你缺钱。”我只好同意了。画廊老板高高兴兴地将此画摘下，送到纽约。我还画了一幅费城市中心的风景彩绘，画廊老板看后对我说：“这是我见过画费城最好的一幅作品。”展览期间，我发现一位外国画家偷偷摸我的彩绘一角，也许他不知道这是用什么材料画的，旁人有说像版画的，有说像油画的。总之，这次展览很成功，台湾的一位古董收藏家杨金龙，点名要我的彩绘。
年退休后，我与妻子张平良到美国与儿子一起居住，同时看望哥嫂一家，并且决定不教人画画了，要办画展、办讲座，宣传中国的民间艺术……侨居海外，让我有了远距离解读乡土的机会，回望国家和民族的苦难变迁，回想自己看过的人、经历的事，真的是悲欣交集，感慨万千。
我不断在海外发表文章，办画展、办讲座，为中国的民间艺术鼓与呼。在此期间，还与妻子举办义卖画展援助国内的失学儿童，不时画画应酬华人朋友，但这些事都难解我心中的郁结，而且年岁越长，感觉越浓烈。
年，我开始有意识地创作了一批以“乡情”为主题的彩绘，在休斯敦的“上尚艺苑”展出。当时恰逢我妹妹杨学勤来美国考察，她是西安美术学院的教授，比我小一岁，经历相似，感受相近。看完画展，她含泪撰写了一篇评论，发表在当地的华人媒体《美南新闻》上。她是我的知音。
至此，我方才对自己的艺术创作之路有更清晰的了解。不错，我的创作都受自己感情的支配，正如我说的那样：“不感动我的，我不会去画。”那些为大众所知的宣传画、新年画、组画、木刻版画，是工作、是责任，其中有我强烈的感情倾注；甚至我花了四年业余时间，考察黄河流域的民间艺术，这也是工作、是责任。可相比于我创作的以“乡情”为主题的彩绘，其情感的指向不尽相同，“乡情”是属于我自己的，是私密的，其中有对个人经历的怀念，有对社会发展的体察，总之它的构成很复杂、不单纯，毕竟我是经历过时代跌宕的一代人。
在国内，我是无暇想这些的，可在海外，我有机会在宣纸上尽情施展，以彩绘来寄托情思，以彩绘来借题发挥了。我画故土上消失的和即将消失的景色，画我记忆中的家园风光、小街山巷、人们进出的城门洞，还有各式各样的四合院、门楼、胡同等，又因此联系到相应的人与事，情之所至，不禁潸然泪下。
我想，这些作品只有身处海外才能画出来。在国内时因为“身在此山中”，或是“当局者迷”，可能情感的表达会淡一些，也可能根本想不到画“乡情”。确实，“乡情”赋予我私情的动力，这不是工作与责任，体现的却是我的家国情怀。
除了彩绘，我也继续画偏传统的水墨画。中国是个重情重义又善于应酬的民族，日常生活中拿什么应酬？油画、版画都不合适，只有中国画与书法最合适，所以会画两笔、会写书法的人占便宜。当然，我不立志当什么书法家，练字只是为了在画上题字、落款时不难看罢了。画花卉山水倒是我所愿的，表现梅兰竹菊、松柏荷花牡丹、高山流水等传统题材时，我会融进去一点西画的造型，或者带有一点版画的黑白线条效果；我更重视传统的“墨分五色”，一笔一画去渲染，那是一种艺术趣味的工与写，不同于彩绘，需要刻画和创造笔墨的光色，需要反复烘托和皴擦，不择手段。
总而言之，我的彩绘是一个“变种”，一个“杂交”，也是我人生经历与感悟的写照。去年，“艺苑相索——杨先让艺术捐赠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中国美术馆收藏了三十幅作品，主要是版画，还有几幅水墨写生，更有我的七幅彩绘。我很高兴，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