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家乡是五湖四海,我们的故乡是北上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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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鱼编辑

张真真此心安处是吾乡

上海防疫以来,不少人落户定居的信心在短时间内遭到了动摇,一个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上海怎么了?”

他们想不通,一个平日里井井有条、商业文明堪称内地天花板的城市,为什么事到临头表现得如此狼狈。还有人自嘲:今年不在上海买房,是看到住别墅的土著也要抢菜,往年都是因为没钱。

可对个体来说,这件事其实不用太过纠结,因为越是在下沉时代,反而越要尽可能地待在北上广深。不为别的,至少这里一度是内地城市治理的标杆。

当然,不是每个听到的人都有同理心。嘲讽上海的人从盛装测核酸一直盯到了街道发灾难财,此刻令人陌生的魔都,华丽袍子里满地的虱子,源源不断地为看笑话的“局外人”提供了谈资与笑料。

当上海居民不得不付出平时5到10倍的价格买肉买蔬菜后,他们把受害者当成始作俑者来奚落,评论区点赞最多的言论不是痛斥囤积居奇,而是“谁叫你上海房价那么贵”“上海人不是有钱吗,多花一点怎么了”?

这些说风凉话的人可能忘了,并不是每个上海居民都出生在上海。五湖四海的“沪漂”、背上房贷的“新上海人”,恐怕并不是炒房者的主体,上海房子再贵,也从不等于每个身份证开头的人都靠它发了财。

这些对上海嗤之以鼻的言论经常表现出一种精神分裂的状态:他们表面上在讲上海“非常时期”的不好,实际上仍然是羡慕上海“平日里”的好,黑粉们对大城市的“物资不到位”严重关切,但又对小地方更夸张的“特殊手段”司空见惯。

“文明”的力量,有时体现为它能承受多少污蔑,吸引多少野蛮。

而上海之所以是上海,就在于它海纳百川的多样。不光是上海,所有能称为“国际城市”的地方,人口组成都不会单一:它总是能吸引各地甚至各国的人源源不断地汇聚于此,依照大家默认的规则,在这里实现在别处实现不了的价值。

邵艺辉执导的《爱情神话》

比如去年中国电影为数不多的亮点《爱情神话》,执导了这部处女作的90后女导演邵艺辉,就是山西人。

之所以要提她的籍贯,是因为发生了两件事。一,《爱情神话》不止故事发生在上海,而且是极为罕见的沪语电影;二,讨厌它的人随即展开地图炮,称镜头里加了“小资”滤镜的外地导演,分明是借故向这座城市献媚。

邵艺辉没有献媚,她只是借着爱情片的模板,为“魔都”提供了时代脚注:上海还有丰富的商业肌理、发达的市民文化和多元的精神价值,这是消费主义大潮之外历史赋予这座改革窗口的尊严。

为什么上海导演做不到把上海拍得这么传神,而一个北方人却可以?原因大抵是:邵艺辉镜头下的上海,充满了她这样的“异乡人”在家乡感受不到的东西。

而你我,很可能也是那个异乡人。

反差:淮北的橘子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皆因土壤不同。写小说、拍电影的才女邵艺辉就是个淮北的橘子,毕竟她的家乡山西,最大的特产是“煤老板”,而不是搞艺术。

事实上,北方文艺界这些年出了不少“反基因”的异类人才,都深刻地体现了这种矛盾性和违和感。

就以山西来说,如果你留意过国内导演的籍贯,会发现这个看上去与文艺气息绝缘的北方省份,实际上为中国影坛贡献了不少有知名度的导演。

几位有代表性的山西名导

作为“第六代”领军人物的贾樟柯是汾阳人,打造“疯狂”系列的宁浩是太原人,执导了《烈日灼心》的曹保平是大同人,《Hello!树先生》的导演韩杰是孝义人,处女作《不止不休》在平遥电影节口碑炸裂的青年导演王晶,也是宁浩的同乡。

众所周知,国内首个电影中心起源于民初上海,再后来影视资源在唯一的文化中心——北京高度集结,其他地域均无资源禀赋可言。按贾樟柯的说法,他小时候的电影教育都是录像厅里的港片得来的,这和首都那帮从小泡电影资料馆看内参片的大院子弟,根本是两个文化语境。

所以说,无论是北京出管虎还是上海出娄烨,都不算稀罕,倒是山西这方水土扎堆这么多文艺青年,显得一反常态。

更能彰显这种反差性的概念,还是此前炒得沸沸扬扬的“东北文艺复兴”:东北近年出了一群“伤痕文学”的小说家,作品的背景围绕下岗潮和东北衰落,扛鼎者是双雪涛、班宇和郑执。

东北在文化上一直以来给人的印象,是一种“俗到极致就是雅”的世俗文化,比如喜剧明星和宇宙尽头。在世俗文化的包围中,东北上一次集体出严肃作家,还是萧红、萧军和端木蕻良的时代。

东北文艺复兴代表作家及其作品

此处不含“地图炮”,东北更有群众辨识度的一个印象,正是短视频带动的“老铁喊麦”。昔日的MC天佑,门徒众多的快手一哥辛巴,都是地道东北人。有调查称东北主播占据了国内直播届的半壁江山,听听竖屏里的“大碴子味”,你都不难发现这个描述仍是低估了的。

东北当然可以出作家,但这件事会给人违和感。就像不会有人专门讨论“江浙文艺复兴”。

一是因为在大众的潜意识里,那些地方的文艺从未衰落过,就如同那些地方的经济从未衰落过;二是因为当东北衰落后,首先排除的就是形而上学和诗情画意,它出作家、诗人的概率远远小于诞生科学家和运动员。

《白日焰火》剧照

天佑的例子就是如此。出生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父母原是锦州国营药厂的职工,在他小学时下岗,夫妻俩开了家小饭馆,疲于生计。这样的情况下成长的少年,他日后丛林法则般简单粗放的喊麦特色,是生存哲学的原始展露,未必是他的信念,却一定是他的经历。

这些肆意生长的快手主播,是他们所生长地域的基本盘。相应地,写《平原上的摩西》的作家们,才是不折不扣的异类,似乎那片价值感荒芜的土壤,原本不该结出这些奇异的果实。

原因:土壤的败落

我们说就像原生家庭影响人的性格,原生的社会环境也常常作用于人的思维,社会土壤的不同,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的分化。

资深媒体人伊险峰与搭档杨樱合著的非虚构文学《张医生与王医生》,就以作者自幼生长的北方城市——沈阳过去40年的社会变迁史为例,探讨了社会土壤如何影响一个人的命运。

这本书试图回答:社会土壤怎样决定了普通人的命运

在作者两位同学张晓刚与王平经历的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中,经验和资源是最重要的,而人文常识和相应的判断力则严重缺乏。

作家李海鹏据此评价他们身上的“沈阳性”——“他们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是相对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他们有着犬儒的精神世界。他们是博士,却沾染了当地的‘红脖子’色彩。”

书中分析道,东北是典型的经验社会,保持着巨大的社会惯性:变化迟缓、因循守旧、价值观单一。

在《张医生与王医生》中,这种惯性最突出的体现,就是社会大环境对人文的轻视。

书中张晓刚的父亲张岐,是张家唯一爱书的人,却整日被老婆敲打,干啥啥不行,只会看闲书——“在杨淑霞看来,这东西属于麻将扑克那范畴,不是他们家孩子应该热爱的、跟学习成绩有关的东西。”

这有多好笑呢,只有平时不读书的人,才会把考试用不上的书统称为“闲书”,只有在文化贫瘠者的认识论中,书才分为有用的“工具书”和没用的“课外书”。但工具书的本质并不是书,而是工具。就像问你一年读了多少本书,你不能把家里的户口本和挂历也算上。

在书中,作者捕捉到了一个现象。第五次人口普查时,黑吉辽城市化率分别为51.54%、49.68%和54.24%,这一数据领先于国内其他地域,省级行政区划排名仅次于上海、北京、天津和广东。因为历史上多个时期,东北的工业发展都锻造了“共和国长子”的基础。

在年,东北城镇化率比书中列举的更高

他由此发问:有过发达工业文明、坐拥如此高的城市化率的东北,为何既没有孕育民主制度的工人文化,也没有发展出富含市场逻辑的市民文化,最终形成的社会符号却始终与农业文明更相近——如二人转、喊麦直播和《乡村爱情》。

除了制造业外移带来的经济活力丧失,作者认为更重要的因素,在于这块土地缺少另外的基因供它继续完成城市化。

那个缺失的基因,就是被轻视的人文,以及人文所蕴含的财富——尊重人的价值、自由意志、独立思维、构成商业社会所须的信用、审美、创新性、中产精神……

很多人对人文的理解狭隘,认为它仅仅指代优美的文风与浪漫的风格,或是艰深而无用的思想,实际上,这种认知恰恰是缺乏人文的后果。

作者在书中举例,当城市经济需要消费拉动时,需要的不仅是电影院和餐饮业,还有艺术画廊(ArtGalleries)、精品店(Boutiques)和咖啡馆(Cafes)组成的“ABC”以及人流充沛的大型展馆,而上述群落的形成,绝不是市政部门腾出一块中心地皮给开发商可以了事的。

为什么沈阳没办法建更多的“新天地”与“”,不是因为没有钱,没有地,而是因为无法吸引足够多的本地消费者,无法拉动就业,商业区很多都因经营不善而空置,资本垂涎欲滴的图景,最终沦为一块块空地和烂尾楼。

九十年前哈尔滨街头,繁华程度却不输今日上海

至于为什么无法吸引本地消费者,这个道理也非常简单,就好比你不能指望把一个喜欢看爆米花电影的观众摁在椅子上,令他短时间内养成为艺术电影消费的习惯。不是他有没有钱的问题,而是他长期以来的社会土壤,不支持他欣赏伯格曼和戈达尔。

换句话说,当地的文化积累并没有把足够多的年轻人培养成合格的消费主义者,令他们有能力在关键时刻拉动消费转型,而有这种意识的青年,早已外流到一早就能尊重多元价值的"北上广深"。

追问:家乡vs故乡

《张医生与王医生》暗示着人文精神衰败与城市化停滞之间漫长而隐秘的因果联系,它让我想起一则关于贫穷的解释:

“贫穷的本质就是稀缺。稀缺导致了我们的‘管窥之见’,它让我们一门心思的专注于管理手头的稀缺,往往忽略了其他可能更重要的事。”

在书中,这种管窥之见主要体现为价值相对单一,这不是东北或北方的特性,而是“五湖四海”的共性,这种环境下,走出具备人文素养的人都是相当难的,成长为佼佼者则更加不容易。

所以,答案或许从不在于东北出了作家或是山西扎堆导演,不是地域上有利于,而恰恰是不利于——因为按照那个社会土壤下的常规路径,他们的家乡只应该量产“两耳不闻身外事,一心只读工具书”的做题家。

这也就是说,一方面,环境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另一方面,环境对人的影响并不绝对。就像流传“女人不能上桌吃饭”的地方也可能出女权。一旦出现这种例外,这个例外就会被放大,因为属于异类。

就像一个球星国籍是巴西,大家觉得很正常,那个地方就该出足球天才,但假如国籍是中国,就会令人感到稀有。中国也可能出好苗子,但人们更倾向于认为,假如他从小被送去巴西训练,上限一定会比他留在中国更高。

再比如说,马云出生在杭州,张磊出生在驻马店,一定是后者更体现反差性,不是因为浙江人比河南人更聪明,也不仅是因为杭州经济更发达,而且是因为南方素有重商文化,北方历来是考公大省。

而在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普通人终于有了“考出去”的机会,有了自由流动和迁徙的权利,小镇青年去到更广阔的天地学习、工作和生活,终于成为可能。

近10年珠、长三角城市群人口大幅增多,东北人口明显减少。

在国内语境下,这方天地就是“北上广深”,它也不仅仅是特指这四座城市(包括大量新一线),而是“另一种环境”的抽象指代。

另一种环境,既欢迎小镇青年进大厂,也肯花时间培养文艺青年,就是从骨子里认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对个体而言,家乡和故乡的概念也出现了两分。

家乡是原生的,是命中注定的,是更改不掉的;故乡是后天的,是可以奔赴的,是自我选择的。

南拳妈妈的歌里唱得好:“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家乡不是真的回不去,而是回去了之后相看两厌,于是只能在家乡流浪。

好比一个在北上广深年薪百万的女金领,回乡第一件事就是被长辈们堵门催婚——“都快30了还不嫁,马上就没人要。”

家乡的这种封闭,让一部分人坚定地用脚投票,他们也因为这份觉知和出走而有所作为。因为在远方,他们才能找到同类和支持者,那边的氛围更契合他们的事业和追求。就像每个东北作家或山西导演被认可,都发生在家乡之外。

贾樟柯早已从舞台边缘走到了舞台中央

而当他们衣锦还乡时,家乡之所以认可他们,也是他们已经取得了世俗成绩——这仍是基于功利主义的实践。好比贾樟柯生于汾阳,但成就他的地方不止是北京、中国,而是日本、欧洲和世界影坛。当他荣归故里,为山西带来平遥电影节与山西电影学院后,他自然也摇身一变成了山西的骄傲。

但一个思考题在于:如果贾樟柯一直留在汾阳,他会做什么,他能做什么,家乡又会如何看待他?乡亲们会觉得这个愣头青将来会成为首屈一指的电影艺术家吗,恐怕不会,因为在他们的字典里,没有关于“文艺青年”的理解。

五湖四海与北上广深,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心理概念。

一句广告词叫“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用在这里十分恰当——年轻人之所以要离开家乡,不是因为他们想走,而是不得不走。他们必须走到可以实践自我的舞台,才能最终得到单一价值体系的追认。

而在此之前,异类们的能力一定过硬,意志一定坚韧。他们的原生环境是第一个劲敌,也是第一道筛选。一个来到上海拍上海的导演,一定比一个生在上海拍上海的导演,更能理解上海的独特、不易和可贵。

就像邵艺辉之所以能把《爱情神话》里的上海拍得那么惟妙惟肖,是因为这一切对她来说都是“新”的,是刚学会的东西。反而出生在上海的娄烨,无所谓家乡的特殊性,你在他的《苏州河》里,反而看不清哪些是上海,哪些是县城。

小红书上《爱情神话》的地标

郭敬明也是一样,他在鲁豫的采访中说自己刚到上海如何不适应,上海大学的教学全程沪语,让他听不懂,来探亲的母亲如何被歧视,以及这座城市只有有钱才能感到别有洞天。

但他吐槽了这么多,还是没有离开上海,因为他知道,无论是他的文学梦还是电影梦,只能在这里完成。

小镇青年的遗憾,是他们没办法从一开始就和北上广深土著获得同一种平等:出门左拐博物馆、右拐是剧院,不想学习都会被“诗和远方”耳濡目染、言传身教,他们只有在起点努力奋斗n多年,读了一脑袋工具书,才能和终点的原住民坐在一起谈谈形而上。

幸福就是有选择权,不幸就是“自古华山一条路”。

第一个阶段,他们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只是为了离开“衡水、曲靖和毛坦厂”;

第二个阶段,他们在远方的四年里废寝忘食,在图书馆与因特网里大开眼界;

第三个阶段,他们不止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彻底摆脱原生环境烙印。

这就是绝大多数并非出生在北上广深的小镇青年们的三部曲,虽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并走完了这三步,但它足够具有代表意义,它代表了一种思考——我们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哪个远方是我们该追求的,它的吸引力究竟在何处?

苏轼说“此心安处是吾乡”,李白说“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其实是一个意思。如果家乡能够从一开始就尊重差异性和多元性,能够容纳相对选项,能够吸收不同价值,没有人愿意背井离乡,承受几乎不能承受之重,把他乡认作故乡,变成新北京人、新上海人、新深圳人、新杭州人、新成都人……

家乡应该做的,不是挽留出走者,而是创造利于他们生长的土壤,让出走者不必期待远方。如果家乡愿意提供更多可能性,没有人不愿意留在家乡,把家乡建设得更好。

因为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有些烙印是相生相随的,就像我们不能更改我们的皮肤和我们眼睛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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