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赵利文我和摄影怎样相互成全大众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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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赵利文

采编:尤文虎

实习编辑:高心碧

人家说,赵利文你这些年光想挣钱了,可我自己想,我这二三十年跟别的一些摄影师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我做摄影时是在做摄影,开广告公司实际上还是在做摄影。我通过相机架起了跟别人沟通的桥梁,结缘了各界不同的朋友,这种丰富性促动激励着我,不停地发表,不停地呈现,不停地想要拍点好东西。所以后来我说,摄影人,不要老在圈里,要丰富人生,要跨界。

可以说如果我父亲不搞摄影,我压根也不可能喜欢摄影。我父亲是从年开始做摄影的,一直到他60岁退休,搞了将近30年。最开始,我就看他订的杂志,最早是《中国摄影》,到了年以后家里就有了《大众摄影》。我父亲认识印刷厂的人,因为很珍惜这些杂志,那时候他还带着几包金丝猴烟,去印刷厂找人装订了个合订本。那时候我才多小,也就十岁左右,还谈不上喜欢不喜欢,但是他把杂志撂到家里,我偶尔会翻翻。

我对摄影开始有兴趣是到了初中,那时候我父亲在他们厂里因为工作的关系,拍了一些有些名气的人(类似于董必武他女儿)的照片,我就把那些照片拿给我的同学们显摆,你看,我爸拍了这拍了那,对摄影就多少有点朦胧的兴趣了。

八十年代流行各种摄影小团体协会,我父亲工作之余负责给各个厂房、单位讲课,讲曝光呀、暗房呀这些基础知识,我就开始跟着听,他有时候也会跟我也说说。到年的时候,基本上会用相机了,焦点能对实,朦朦胧胧拍些花鸟、动物。

年-年,早期作品手工相册内页

高一学校运动会,我用我爸的小号相机,半格的那种,给学校拍了拍。那个年代有个相机简直不亚于有一辆奔驰车,挂着相机让我觉得自己特牛X,其实是哗众取宠,用这种手段获得一点女孩的喜欢。

这期间我开始上手暗房,跟着我父亲学冲胶卷,冲完了放大。有时候打几张小样,打黑了,也不能再多打了,相纸是国家的钱,多打浪费呀,就成了废片。那个年代经济都还很糟,胶卷匮乏的很,我父亲是那种典型的老共产党员,有人给他送钱送东西,他全都不要,隔三差五从他自己的工作里省出来几个胶卷给我,也像做贼一样,担心别人说他贪污。

早期创作的时候,父亲和我,父子俩骑个自行车,到附近的农村拍照片。我父亲特别喜欢山啊、水啊,追求风光美、光影什么的,可我觉得他恰恰有一部分生活化的,厂里职工、幼儿园什么的有意思,总的来说我还是喜欢有人的照片,所以后来我就很少和他一起出去了,我自己出去拍。但他很认可我,天热,出门拍照前他都替我把水装好。

自年代起历年作品发表记录剪本

那个年代我也是渴望着多投稿,多获点奖,仗着父亲当时能有这种条件,能洗照片,就不停地去投稿。八十年代想在《国际摄影》、《大众摄影》上发表作品是非常困难,我这样的野路子更是没希望,就开始往各种地方小报以及《陕西青年报》《陕西日报》《人民日报》什么的寄,还有后来《香港摄影画报》,反正大报小报的,只要能发的都寄,到处送。我父亲心细,他把我这些年所有发表过的报纸和杂志都剪了下来做成了一个本子,还把报头和年月日都贴上去,连我的底片整理好,给我拿黑皮袋子包着,放到家里太阳晒不到的、最阴凉的地方。

我是个有点粗糙的人,后来我那些东西能留下来,都多亏了我父亲。

年,我领了高中毕业证。实际上,我那个年代只有好班生可以考大学,我们这帮子差班生,提前一年就毕业回家了。

差不多就是这期间,我通过父亲认识了潘科。潘科最早在西安红旗厂,年到了《陕西画报》社,那时候经常跟我父亲一起在摄影家协会搞活动。他比我父亲小了十五岁左右,比我又大了十岁,经常到家里来,我父亲就当面跟他说,这孩子说话挺不注意,潘科你多教育、多指导、多批评。

我看过他早期的照片,有一张《无官一身轻》,一个乡下人戴了一顶过去七品芝麻官的帽子,在卖灯笼,已经是反讽了。那是我印象很深的一张照片,朦胧中觉得,拍照还可以这样子拍啊。

但我最感兴趣的实际上是到他家里,看他的美国《生活》杂志。他也是通过别人带回国,那个年代想要订压根就不可能,所以那时候知道一些尤金·史密斯什么的,那个杂志对生活化的作品呈现是很系列的,不像国内的摄影杂志,到八十年代才登那么一个小豆腐块。

这一年对我来说另一个大事是我工作了,毕业后我去了西安的唐城宾馆,当保安。知道我有照相这个小技能后,宾馆的办公室主任说,哎呦,你这小子厉害,以后要是有个什么重要的人来了你就给咱照。当时,唐城宾馆作为一个很有名的三星级酒店,竟然都没有相机。我沾了我爸的光,他不拍的时候我就可以用,有高官、名人来的时候给拍一拍,我甚至拍过当时美国国防部部长卡鲁奇的肖像。不过呢,我爸的相机是单位的,老用公家的机子也不是事儿,这时候我就想有个自己的相机。

年,因为买相机的事,我还跟家里发生了争执,父母嘛,肯定想着你早点攒钱结婚生子过日子,搞摄影又不能赚钱,所以不同意我买相机。后来我坚持买了台理光10,还跟父母签了协议,签的是“这次买了相机,今后结婚不要家里一分钱”,年我妈工资才40钱左右,我爸工资也就50块钱,但一台理光10要多块,可以想象那个年代买个相机多不容易。

那时候信息也非常匮乏,我在宾馆当服务员的时候,老外留下的一些报纸、画报,不要了扔在床底下的,我都能剪下来,贴到小本子上学习,这些东西对我是很有启发的。在那些信息里,其中有一张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美国消防队员,上到电线杆上给一个被电了的小孩做人工呼吸。那时间国内我还没有看过这种类型的照片,这张照片给我的感觉,就让我觉得摄影太他妈有魅力了。

由于陆陆续续受到这种带有一定批判性照片的影响,这个阶段我自己也就开始拍批评照片了,什么警察和小商之类,到了年《陕西日报》开辟了一个批评专栏,我还获了奖。潘科说我拍得最好的是温情,可我最喜欢批评照片,他说你为什么老是批判生活呢,但是我就喜欢我那几张,喜欢这种冲击性的东西。

很多人拍照的时候回避这种冲突,找个理由就不拍了,其实还是怕。可我强化去拍一些年轻人,年轻人容易引起矛盾。我也怕,但我要拍。没有记者证,就没有身份,后来我只好把在《陕西日报》《人民日报》发表过的东西拿在身上,一旦有事就说我是它的通讯员,对自己是一个保护伞,我到现在还保留着很多这种通讯员的证件。不过有时候也没什么用。

我觉得批判需要胆量和勇气,摄影应该是种利器。

李嘉诚年

我开始意识到照片能挣钱,就是到了九十年代拍名人的时候。

整个八十年代,我就是挣工资的普通老百姓,靠投稿,根本不可能养活自己。我记得那时候领过的稿费里最多的一次就是《现代摄影》杂志,一张四十块,《人民日报》是二十块,《陕西日报》是五块,我最早的处女作发在《陕西青年报》,三块钱。稿费的收入肯定是微薄的,但那个三块钱稿费的年代是最值得纪念的。

年潘科办广告公司,我跟着他干了一年,之后就开始自己干广告公司了。随后就是我的公司出《长安名人写真集》,这是我策划的一本一百个名人的写真集,那个年代名字都起得怪,模仿日本,起个“写真”,显得洋气些。

那是我的第一桶金。

我记得当时挣了将近十万块钱,拉一页广告一万五,企业家一人赞助两万,有的现场直接就给了现金,当时好像很多人还不用一百一百的,都是十块十块的,那么大一摞子。被拍的画家呢就给我点画,作家就给我留字。因为这本书,我跟很多人就成为朋友了。

画家王炎林年

这一百个人,是我一个个挨家挨户找来的。比方说先找到了肖云儒,拍完之后他又说陈忠实可以,说他写的好,于是我就去找陈忠实。就这样他们在推荐,我也在问。有些能要到电话,我给人家打过去,行就行,不行就算了;有些没电话,我就直接到单位楼下等。

拍肖云儒是前后三次找他,把他给深深感动了。我当时脸皮厚,寻思着,你是个名人,但你也是个普通人。我能把李嘉诚拍下来,靠得也是脸皮厚。

但这本写真集里没有路遥。我联系三次都被他给拒绝了,最后一次我想硬把他拍下来,医院,把门敲开以后,他直接跟我说,你以后不要再来了,就又把我赶走了。后来我才知道,当时路遥身体、生活状态都不太好,没过半年就去世了,很是可惜。

作家陈忠实和他母亲年

陈忠实住在作家协会的家属院,我拍他和他老母亲的合影,又拍他在街头吃京糕,前后一共拍了四次。到了年的时候,陈忠实联系我,说让我给放大几张,放到陈忠实文学馆里去。之前他还说过,“以后你当我的老师吧,我跟你学摄影”,当然人家是风趣,但这话对我是一个认可。

只要拍到了一个名人,我就备着这个照片,拿着它去找下一个。书法界、文化界那些人都知道陈忠实,人家一看,哟,你还拍过陈忠实,拍过贾平凹,就说那你来拍吧,一关一关就这样过了。

那个年代个人手里相机还是很少,即使是名人。只要拍了,给人家送照片的时候,你有点什么要求,人家都会满足你,当时是好几十个文化名人都给我写字、画画呢。拍的多了,量就大了,逐渐我就想办法把画家的画和文人的字卖掉,最后只留下些手札,胶卷啥的就不会发愁了。我不留这些东西,我认为我的照片今后价值要超过这些。

作曲家赵季平年

这本写真集在年出版,印了两千册,卖了三百多册,后来卖不掉的就送人了。如果把卖掉的字画都算上的话,这个项目让我最后赚了将近四十万,我拿这笔钱在八家巷买了个五层83平米的房子,搞摄影的朋友们来了也可以接待一下了。

赚完这第一桶金,开启了靠摄影赚钱的思路,紧接着我就转向了做挂历。九十年代挂历风行,家家户户都挂,销路很好,但市面上光有刘晓庆这种电影明星的挂历,于是我就开始谈企业家肖像挂历,一页就是三万块,一本十二页,这些企业家赞助完了还要买上个二百本,一个萝卜两头切,能赚不少钱。挂历就不停地带动广告、设计、报纸,一下子做了六年,非常受欢迎。我记得年前后的时候有一个统计,说陕西广告业我还进入了前十位,底下业务员最多的时候有三十多人。

到40岁的时候,我觉得差不多可以静下心来悠闲了,把广告公司也解散了。这是挣钱,但是摄影始终是没有停下。除了拍名人,还拍了一些朋友们的“私摄影”,经济条件好了之后,也拍些乡村啥的,没有停。

那个年代大多是拍农村,“陕西群体”被人说“土老破旧”这种画面,在我看来最有感觉,最有批判性,最有意思,那种苍凉感、西北风、黄土高坡……真是让人情绪激愤。从八十年代我就想到农村去,到陕北去看看,羡慕侯登科、胡武功、石宝琇他们一帮人能去陕北,多么好一个圣地。我特别想参与,也想进入到他们那个圈里聊摄影。但是我那时候还太小,经济也不行,跟不上。

不过现在看当时没跟上“陕西群体”,也未必是个坏事。有朋友在一本书里提到,八十年代大部分人都想往农村跑,踏踏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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