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在揭开年老失修的阁楼瓦片时，才意外发现的珍贵英文原版书。
它比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早一年出版，是第一本向西方人介绍红军长征的回忆录。更特别的是，斯诺对红军长征的记录来自采访，而那本英文书的作者则亲自“参加”了18个月长征，前后辗转多个地方，行程达1.9万里。
年10月1日，37岁的贵州镇远县基督教堂牧师、瑞士籍英国人薄复礼（RudolfAlfredBosshardt）一行，其中包括三名传教士和两个孩子，在黄平旧州一个小山村与红军长征先遣队红六军团不期而遇，被当作“帝国主义间谍”扣留。红军查明身份后，很快释放了两位女士和孩子，但薄复礼等人被扣留下来。其中，薄复礼扣留的时间最长，一直随红六军团西征到达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直到年4月11日抵达云南富民，红二、六军团即将北上长江之际，才获释放。
脱离红军不到4个月，躺在昆明病床上的薄复礼就凭借记忆，口述完成了英文版《神灵之手》（TheRestrainingHand）。该书出版后轰动一时，但很快因二战等原因被人遗忘，直到年，在山东省博物馆一个早已挤满住户的阁楼顶楼上被重新发现，西方传教士离奇参与红军长征的历史才被外界所知。
年底，《神灵之手》被加上中文副题“一个被红军释放的外国传教士见闻录”，分四期在《贵州文史丛刊》刊出。年，黄河出版社改名为《神灵之手：一个西方传教士随红军长征亲历记》，首次在中国由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这两个版本如今都已稀见，其中薄复礼的名字被音译为R·A·勃沙特。年，中国画报出版社再次以《一个西方传教士的长征亲历记》为名，推出了新版。
被动卷入红军长征的传教士
10岁时，小男孩阿尔弗雷德·波斯哈特听了一位从中国回来的传教士介绍，被遥远的东方吸引，萌发了要去中国的念头，当时他梦中都是“中国”。
年，波斯哈特受英国教会派遣，和妻子罗斯来到中国。在上海学习中文时，一位老先生根据波斯哈特的英文名发音，为他取了中文姓“薄”，名来源于《论语》中的“克己复礼”。随后，夫妻俩一起在贵州境内镇远一带传教。
年8月，为了一个月的宗教学习，薄复礼和妻子一起离开贵州镇远家，前往黔西安顺另一位传教士的教区。彼时一心传教的薄复礼并不知道，几乎与此同时，中国红军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年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给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10月，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被迫撤出根据地，开始长征。
10月1日，结束宗教活动的薄复礼夫妇打算回镇远。途经旧州时，在一个距离预定过夜的小山村只有一里多远的山顶，灌木丛中突然冲出一群人，薄复礼和红六军团就这样离奇相遇。薄复礼记得，对方衣服颜色很杂乱，但戴着相同的帽子和佩戴着红色标志，“像捕猎一样抓住了我们”。刚开始他们还以为遇到了强盗，到了山下村里，看清墙上标语后，才明白遇到了共产党。
薄复礼回忆录中提到的女红军、时任红六军团保卫局党总支书记的戚元德解放后回忆，当时在贵州很多外国传教士都支持国民党，说红军是“土匪流寇”“红祸”，每到一处，就号召教友与红军为敌。因此，抓到教会骨干成员都要甄别审讯，没问题的放，有问题的都以帝国主义间谍罪处以徒刑和罚款。年10月3日，也就是红军攻克旧州的次日，罗斯以及旧州教堂传教士海曼的夫人和孩子就被释放了。
“坦率地讲，这时我们仍扣留他们两人的主要原因是从军事需要的角度来考虑的。”年，时任红六军团长的萧克将军谈起当年扣留薄复礼和另一位传教士海曼的原因时说。红六军团西征以来，转战50多天，又是暑天行军，部队伤病员越来越多，但苦于无药医治。他们知道传教士有办法获得医药，于是，提出释放条件是给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或经费。根据红军最初的计划，一行大小七人必须交纳赎金70万元，方可全部释放。
薄复礼由此被动卷入红军长征。其间，他先后多次接触了贺龙、萧克、王震等红军领导人。年10月2日，红军占领旧州的当晚，在教堂里发现一张约1平米大小的法文版贵州地图。当时红军对贵州地形不熟，用的贵州地图来自于中学课本，很小，也没有战术价值。
得到这张地图后，萧克如获至宝，提出请薄复礼帮忙翻译。薄复礼不仅把图上所有的道路、村镇的名字翻译了过来，还提供了很多信息，萧克后来评价：“薄复礼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替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他还说，与薄复礼的这次接触，改变了他对西方传教士的看法。
记录不曾注意的长征内幕
长达18个月的长征途中，薄复礼对红军的印象同样也发生改变。
尽管被当成“帝国主义间谍”，但红军对他一直很照顾。被扣留当晚，罗斯睡木板做成的床，薄复礼睡躺椅，同在一屋的红军战士却直接睡在潮湿的泥地上。此后极端艰辛的长征途中，鞋破了战士马上把自己的鞋脱下给他穿。部队开始乌蒙山回旋战时，薄复礼不幸染病，红军为他找了一匹马，又找来中医为他治病，后来还派担架员用滑竿抬着薄复礼翻山越岭。在红军战士经常食不果腹的情况下，还给他提供加糖的米粥，甚至买到十分稀罕的咖啡、黄油。
从薄复礼的记录中，也可以理解长征为什么能取得胜利，“这就是信仰的力量”。该书译者之一严强说，书中当时记录了很多红军在紧张的进军打仗间隙，都不断学习、讨论的场景。在薄复礼被释放前的送别晚宴上，时任红六军团政委的王震告诉他，在中国“最重要的是怎样为了穷人”。
“他的书是红军长征历史上，唯一一本第三方视角写的亲历记，站在中立者角度，对红军内部的观察比斯诺更为细致，在国际上起到对红军形象以正视听的作用。”严强举例说，当时中外舆论都将红军女战士宣传成“类似压寨夫人的共匪”，但薄复礼见到戚元德剪着短发，很和善，不是想象中冷酷的人，“并好像受过很好的教育”。
长征中，红二军团出发时间最早、到达时间最晚、转战路线最长，但因为一些历史原因相关记录却最少，薄复礼的记录恰恰弥补了这段历史空白，还记载了以往长征研究中可能忽视的信息。严强指出，尤其是整个薄复礼释放过程中充当红军和教会之间中间人的“丁”，身份神秘，值得注意。
当时的湘鄂川黔边远山区，红军、国民党和土匪犬牙交错，而中间人“丁”能在三股势力中间自由穿梭，总是和行踪不定的红军取得联系。严强推测，当时红军中负责周旋此事的“吴法官”吴德峰，是共产党早期的情报专家，曾在周恩来领导下展开地下工作，贺龙在湖南的威望也非常高，因此尽管红二、六军团被国民党重重包围，很可能还是存在一条地下秘密联络线。
不过，薄复礼的回忆录在英国出版时，迫于当时国内外反共舆论的影响，里面也有意无意会加些贬低红军和共产党的“猛料”。比如书中提到，转战途中红六军团曾与江西来的“刘主席”会合，这位“刘主席”很有可能是时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刘启耀。薄复礼说“他讲话时的表情似乎很严厉，样子很凶”，几个月后再也没有见到他，薄复礼很好奇，向卫兵打听时有人说，“刘主席”被处决了，因为发现他是反革命。但严强查阅史料发现，从没有“处决”一事的记录，刘启耀是年在家乡因病去世的。当时的“消失”，很可能是秘密返回白区的托辞。
类似的描述在书中出现了好多次。除了因贪污被处决的士兵，还有那位确实可能民愤很大的“廖胖子”，但很多所谓“处决”薄复礼都非亲眼所见，只是听说或是对某人“消失”所作的判断。包括当时和他一起被扣留的教会人员格蕾丝小姐，因为太胖跟不上队伍，红军只好把她释放，薄复礼一度也以为格蕾丝被“处决”了，直到几个月后见到中间人才相信红军的话。
一波三折的回忆录出版经历
和薄复礼的长征经历一样，80多年来，这部回忆录的出版也历经波折，迄今一共有英文、法文、中文三个版本。
年4月，刚刚回到昆明的薄复礼，躺在病床上做口述，由教会朋友做文字记录，完成了这次离奇经历的记录。8月，当红二、六军团还在长征途中时，这份直译为“抑制之手”的英文书稿就交到伦敦一家出版公司，当做圣诞献礼在圣诞节前出版发行，一时洛阳纸贵，薄复礼也被邀请到英国和美国四处演讲。后来该书还在美国发行，也出了法文版。但这些版本当时都是以非卖品宗教读物的形式出版，总印量并不多。
年10月，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在伦敦公开出版后，因为其中有对毛泽东、周恩来等红军领导人的详细采访，而在西方成为畅销书，读者关于红军长征的注意力很快就转移到《西行漫记》上。不久，二战全面爆发，伦敦遭遇大轰炸，薄复礼的英文版手稿和打印稿均毁，《神灵之手》慢慢被人遗忘。
年，中国宣布改革开放后再次引发西方世界好奇，有瑞士出版商找到已经退休回英国的薄复礼，他又根据当年的法文版，用英文重写了一次长征回忆录，以《导手——在华被捕与神的回应》为书名出版。但严强对比年版的回忆录后发现，晚年写的这本书除了缺少薄复礼当年亲手绘制的红军长征地图，由于时间久远，篇幅大概少了5万字，里面的回忆也没有当时那种鲜活，“写《神灵之手》时4个月就完成了，根本没有时间来得及修饰或涂改”。
不过，非常幸运的是年《神灵之手》出版后，有传教士带了一本到济南最早的博物馆广智院。当时基督教在山东很活跃，广智院里收藏了大量教会文档。日寇占领山东后，广智院里大量珍贵的藏品都被带回日本，唯独《神灵之手》留了下来。严强猜测，这可能与其充满宗教色彩的书名以及封面有关。封面上是一只大手挡着狼来保护羊羔，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一本宗教方面的儿童读物。此后这本书就一直静静地躺在广智院图书馆的木阁楼顶层。
年后，广智院划归山东省自然科学教育研究所，后来并入严强工作的山东省博物馆，与各种教会书籍文档一起被封存。“文革”期间，广智院里的大批历史档案，包括19世纪山东早期传教文档、羊皮封面的经卷等在内，都在一天之内被造反派从木阁楼上搬出来烧毁，只有《神灵之手》等少数书刊再次阴差阳错地逃过一劫，散落在地板上无人问津。
时间流转到年，已经成为拥挤不堪的家属楼的广智院图书馆老木楼，因漏雨进行维修时，工人将阁楼顶层的瓦片揭下，早已布满灰尘的《神灵之手》才得以重见天日。
“其实最先拿到这本书时我也没在意。”严强说，书是当时博物馆一位调到北京的同事临走前留给他的。进山东省博物馆之前，严强在部队服役6年，尤其对红军长征的历史很感兴趣。后来在大学进修时学过两年英语，喜欢阅读英文读物。一天闲来无事，在办公室里拿起书一翻，里面跳出的“RedArmy”等词引起他的注意。当他把书的内容提要翻译出来后，“才发现不得了”。
最后一位离开贵州的外国人
严强等人的翻译陆陆续续发表在刊物上后，更多薄复礼在中国的经历也被发掘出来。
据年出版的《贵州文史丛刊》记载，被红军释放后，薄复礼在昆明休养了一段时间就回到欧洲。年，他又到贵州盘县传教，罗斯在盘县内地会医疗室行医。解放前夕，他们还在当地办了一所小学，除了信徒子女，还有很多穷人家孩子就读。
盘县解放初期，薄复礼帮助救治过许多解放军伤病员，有时一天要诊治二三十人。罗斯在当地推广新式接生，常常一天要帮忙接生三四个新生儿。直到年研究者走访时，认识罗斯的盘县人还依然尊称她为“薄师母”。他们夫妻没有生育子女，但彼此感情甚笃。
薄复礼这个中文名字使用了30年，直到年被迫离开。他也是最后一个离开贵州回国的外国人。薄复礼到遵义向友人辞行时，解释说回国是因为当时联合国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教会组织也不把中国作为传教的国家，三番五次通知他回国。“别的外国传教士都害怕共产党，我不怕，因为我了解他们，只要共产党是我所见到的红军，就用不着害怕。”
在回忆录中，薄复礼曾称18个月的长征是他一生中最神奇的经历。严强说，出身著名奢侈品牌瑞士伯爵表家族，薄复礼的妻子罗斯家境非常富裕，夫妻俩原本应该在西方过着上流社会的生活，但他们是虔诚的基督徒，向往到神秘的东方来传教，结果在一次意外相遇中被动和红军长征捆绑在一起，成为一段重要历史的见证者。“薄复礼是一个正派和单纯的人。”严强评价，尽管当时国民党政权掌控着舆论，但从回忆录来看他并不反共，长征中共产党一切为了穷人的廉洁、奋斗和坚定信仰，确实无声地感化了他。严强甚至猜想，要是薄复礼跟着红军一路长征，最后抵达延安，他或许也会像出身教会家庭、接受教会教育长大，但在年加入红军的傅连暲一样，参加革命。
薄复礼终其一生对中国的感情都很深。年，新华社驻伦敦记者去他家中探访，看到客厅不大，但有很多来自中国的东西，比如台布、宫灯、挂历、画片等等。晚年评价自己一生时，他自认为人同其名，“不自私自利，以儒家约束自己并克己复礼为荣”。
年，在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作者）帮助下，耄耋之年的萧克和薄复礼还再次通过书信恢复了联系。萧克托人送了他一本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0周年画册，“我转告他，50年前他接触过的中国工农红军，如今已经大变样了”。
《一个西方传教士的长征亲历记》薄复礼著
中国画报出版社年1月版
（本文图片来源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