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底，正值美国感恩将至，接下还有圣诞新年，这是全美最欢快放松的一个月。人们虽口头说着要工作，实际上也不自觉放慢步调，来和节日气氛合拍。街上提前一个月挂起了圣诞灯，可见人心之闲适慵懒。却不想在这样一个早上，听到了外婆去世的消息。
人心说来也怪，受到重创会自开启保护，自己降到地下，却在地上竖起城墙。像鸵鸟把头埋土里，像乌龟把身子缩起来，劝慰自己说好在早有准备，好像有准备就不会难过一样，结果还真就不难过了。照常上班，深处有隐痛，却因为一天的忙碌，乐得个无暇细思。到了晚上，回到家呆坐，才悲从中来——原来城堡早已自内崩塌。
身处异国，都无法送外婆最后一程，姑且把零碎的回忆做些拼凑，不求描清每个细节，但愿至少勾勒出一幅外婆的剪影。随时间很多回忆会淡去，外婆的印象会模糊，到那时至少还有这幅剪影，可以从外婆离开的时候，追忆到很久以前。
现在我自己带小石头就深有体会，很多人的小时候身边都有个“外婆”。父母产假有限，多半需要一面上班一面带娃。对于没经验的父母，会有很多难事不知如何处理；就算慢慢上道了，这依然是个纷繁复杂的深渊，可以分分钟把父母掩埋，于是一家人的生活节奏和质量会遭遇挑战。这时候需要一个有经验的长辈，一方面细致入微，排疑解难，照料孩子，一方面又宏观把控全家人的生活质量，这个人往往就是外婆。
从我记事身边就有外婆，而我实际上接触外婆却要追溯到更早以前，因为自我出生，外婆就已经在成都，担起“外婆”这一顶梁柱角色。那时候条件并不好，一家人就挤在这么四五十平米的一个单间小屋。当然对这些我本人几乎没印象，大多都来自大人的回忆。我常常听大人讲起外婆追着喂我吃饭的故事，而外婆本人最喜欢提起的是我嚷着“陈伯伯”，要他开车带我出去，不行就威胁要“踢你”，外婆模仿起我小时候的口吻十分有意思。
到现在我就知道，照看小孩本身，就是个全职工作，而外婆除了抱我哄我喂我洗我，给我换尿布洗衣服，还参与买菜做饭擦屋扫地收拾打衣服。我生病了有外婆照看，而外婆病了，还得抱着我去看病。随着我长大，外婆的业务也在拓展，逐步加入陪我玩讲故事，接着就是接送上学连哄带催敦促作业，当然做饭的质、量、样都有增无减。
（图.外婆在干活。）
说起讲故事，那是我一定年龄后每晚入睡的必备节目。外婆的老花眼镜滑在鼻尖，声音慈爱而平缓，入睡时听着非常舒服。有时我偏偏很久睡不着，还有时是故意调皮不睡，看外婆能耗多久，外婆真就一直那么讲下去，语调语速都不会变，这么多年我早不记得故事讲了啥，但外婆讲故事的体态声音却难以忘怀。
带一个娃已经足够折腾了，而外婆有时还得同时带俩。俩娃同处一屋难免争执不断，而外婆也从中积累了不少调停经验。那次在高升桥，我和老杨就有过一次遭遇战。起因是外婆做了包子，先端出来一盘，随机给了老杨——杨笑，我恨。我抓住一个破绽，用板子敲击老杨头部——杨哭，我闹。外婆端出另一盘包子给我——杨哭，我静。外婆回到厨房给我俩一人炒了一碗蛋炒饭，同时端出来给我们——杨吃，我吃，杨静，我静——成功解决战斗。
外婆很善于以孩子幼小的视角来和我交流。那还是刚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年夏天在桂花园姨妈家。桂花园在一个大山坡上，高居九楼，这在那个年代算是离月亮比较近的高度了。怎奈楼高人寡，寂静阴森，偏偏楼梯还没灯，姨妈对这氛围借题发挥给我讲过不少鬼故事——桂花园的晚上，是我童年多少噩梦的源泉。这个桂花园的夏天，炎热的夜晚，老肥一家和老杨他们去张家界了，我爸妈也不在，家里就我和外婆（想来奇怪这种情况为啥我会还在重庆）。外婆可能在厨房，也可能在睡觉，总之四周一片死寂，这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门后会是谁？肯定不是老肥老杨他们，船早开了。那会不会是姨妈讲过的无头野鬼，或是外公讲过的身高八尺面如锅底的诡秘怪客，或是老杨讲过的窗前的血手终于找上门了？我腿都软了，匍匐着去叫外婆。外婆马上体会了我看见了啥，但既没有立刻开灯扑灭这个氛围，也没有顺势恐吓夸大这个氛围。而是带着我，摆出跑步的架势，以迎合我的焦躁；脚下却迈着小碎步慢慢挪动，以配合我的脚步；同时嘴里还哼唱着“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以稳定我的情绪。我拉着外婆，像玩老鹰捉小鸡一样缩在后面，却因视野受阻于外婆宽大的背影，而减少了遐想；听着外婆的小曲，而稳定了心态。就这么跟着外婆的小碎步一路小跑，还真就没那么怕了。回想起来，早已忘记是谁在敲门，这段小跑却在记忆中无限加长，像在一条没有尽头的黑暗隧道中一样，而我在外婆的背后，听着外婆的小曲，踩着外婆的节奏，心中踏实而安宁。
就算再不舍，外婆也有不得不离开回重庆的时候。记得那时我还小（还住高升桥），到了要走的一天，外婆照常给我穿衣服。一边穿一边嘱咐我要注意别着凉了。“凉从脚上起”，给我穿袜的时候外婆这么低声念着，说着说着眼泪就滑了下来。可惜那会实在太小，不理解这种不舍所蕴含的感情，反而还觉得比较有趣。再大些了可就反过来了。每年寒暑假都要回重庆玩一阵，每到不得不走的时候，最舍不得的就是外婆，抓着外婆不放是有的，嚎啕大哭更是有的，猛敲车窗恨不得跳出去抱着外婆也是有的。
当然以上大型场面一般都是在那种接下来一年半载都见不着的“大别离”才会出现。而就算身在重庆，也不会天天在外婆家待着，于是就有了各种今天走了明天又来的“小别离”。既然下次来有个盼头，小别离一般不至于太过情绪宣泄。外婆还住铁路边碉堡楼那会，每次离开外婆家，外婆都会站在窗前，略微斜探出身子，以挥手的方式送我远去。外婆挥手可不是随便舞一下那样敷衍，而是以饱满的幅度从左到上再到右，从右到上再到左，如此循环；也不是轻飘飘那种随风摇曳，而是以充沛的精力和中等偏快的速度挥舞。哪怕我走到很远，已经看不清外婆的表情，都还是能从外婆那浅棕色的毛衣下挥舞的手臂，感受到外婆热情的微笑。于是我会走两步一回头挥着我的小手作为回应。那会外婆家住五楼，在那个年代视野很广，能送我们走到很远。往往我们走到最后，被挡住了看不到了，如果再退回去都还是能看到外婆在挥手，好像她还会一直这么挥下去直到我们下次再来。淡蓝色的空气，灰色的碉堡楼，火车的轰鸣声，微微流动的空气卷着泥土的气息，是一幅静态画卷，而外婆摇摆的手则像颗闪烁的星，成为画的焦点。
再后来就又反过来了，外婆住黄角坪，视野受限这种挥手送别已不再适用了。但每次外婆来姨妈家看我，回去的时候，都会在楼下斜坡那跟我挥手作别。还是同样的幅度和力度，但不同的是外婆成了走动的一方。所以迈步前进的同时，会侧过身来和我挥手；而我则反串起窗前的角色，模仿着外婆的挥舞和她作别（那会手已经不小了）。距离有限，走不了几步，外婆就会走出视野。这时她会退回来接着跟我挥，往往要来回好几次。直到她的指尖最后划出视野，我在窗前还意犹未尽，好像她还会一直这么退回来再走出去。
由于亲近，我和老肥都不大直接称呼“外婆”，而是以各种雅号代之。老肥曾经叫“阿杯”，而我则“二伯”叫了很长时间（牛头不对马嘴）。再后来统一叫“老外”，连妈妈姨妈也跟着这么叫。
老外爱笑，笑起来抿着嘴，两眼弯成缝，脸上两个酒窝，本人又胖乎乎的，特别慈祥可掬。在菜市场也是小有名气，人称“笑老太婆”。出门旅游，游客们也把她作为福星拥戴。
（图.外婆的笑。）
正因为胖乎乎的，老外的怀抱温暖而柔软，我很喜欢抱着老外，在她怀中一陷到底。老外的胳膊又是另一种体验，肉肉地垂荡在那里，厚嫩滑柔自不必说，还凉呼呼的，在夏天是天然的纳凉宝物，我爱不释手，老外则热得叫苦不迭。最有趣的还是老外的一双柔软的胖手，握拳时手背全然不见骨凸，可谓“化骨绵掌”。老外恰恰喜欢用手骨的凹凸错落来教我记月份的大小：大月对应骨凸，小月则对应骨凸之间的间隙，刚好和大小月一一对应。而这个妙法对老外本人却不适用，因为老外的手是清一色的“二月平”。
（图.抱抱外婆。当然这和文中所说的一陷到底不是同一类型，毕竟我们大了，外婆成了小个的一方。）
老外的胖，也是有原因的。老外爱吃，特别爱吃肉，而且还是肥肉。早些年老外给全家主厨，每一顿一定是饕餮盛宴；晚些年老外自己深居简出，给自己做的饭菜也是不减当年。这样一来“三高”不请自来，所以姨妈会在给老外买菜的环节，限供油荤，而加供蔬菜瘦肉。而老外竟是魔高一丈，会偷偷溜去楼下菜场买蹄髈五花肉，还会私藏午餐肉罐头，自给自足大快朵颐。
老外自己“海量”，当然更不会亏待了孩子。我和老肥从小胃又惊人，似乎于此不无干系。于是夕阳下的三人剪影，投在地上，俨然三个胖子。老肥还一度早摘高血压桂冠，十来岁和全国的“老年人朋友们”共同观看健康节目，了解该如何对付这一老年疾病。于是三人商定要共同减肥，每次重逢都相互检验减肥成效，结论往往都是“减肥失败”。
老外的爱好，在传统方面是京剧。恐怕一大家人只有她会选京剧频道，时不时还喜欢哼上两句。这似乎没能对我产生影响，却也留下了些痕迹。比方说，我能认得于魁智、孟广禄这样的京剧老戏骨，在同龄朋友中足以吹一辈子了。但实际上除了他们的名字和长相，剩下的我是一无所知。当然老外也不只是听戏，她也喜欢一些实力派老歌手（郭兰英？）的作品，甚至是英文歌，比如《此情可待》就是她的常哼曲目。
老外还喜欢看影视剧，但她看剧的风格却值得一提：只要边上有人，她就会侧过身来跟你介绍剧情的来龙去脉，说起来滔滔不绝，而这人要是表示了些许兴趣，她将毫不犹豫地彻底转过身来，于是画风就成了单方面的聊天，而电视则成了背景。想必老肥会记得《再见阿郎》，本来是陪老外看，结果老外讲得专注，正在播放的反而一秒都没看，反而是我和老肥看了不少，再加上老外对前面剧情的详细阐述，我俩在这么一两集的时间内对整部剧都了如指掌。出于同样的三心二意，老外会把《追捕》里的堂塔和酒井张冠李戴成堂卡和申久（一个叔叔的名字）。至今犹记老外摇头晃脑，念着那句台词，“跳啊！堂卡也跳下去了，申久也跳下去了，跳啊！”申久真是冤枉，并没有跳下去过，老外说这话的时候人家多半在下棋，希望喷嚏不会扰乱战局。
老外还有个爱好，叫做“算命”，是一种一人独玩的扑克游戏，具体规则早忘了，但由此观之，老外真的很宅。
老外爱人，也爱花，家里总是种着各式各样的花花草草。还爱干净，是个地道的“洁癖”。没事的时候就喜欢打扫清洁，衣服也是勤换勤洗，朴素而整洁；冰箱碗柜也被整理得井井有条，像是迎接阅兵一般。老外是多么有爱！
老外平时操着一口地道的重庆话，特殊场合下重庆话不适用，还能亮出一又纯正的（椒盐）普通话。在北京亲自创造了不少笑点，至今为我们津津乐道。比如餐馆要“加菲”留下服务员风中凌乱（没错，老外还是咖啡爱好者）。还有坐公交要去“鲁顾”（鲁谷）引得驾驶员嘴角震颤。后来老外学乖了就不轻易开黄腔，可惜遇到了紧急情况，比如脚卡车门了，不得不高呼“师傅，我的‘觉’！”。老外还会点英语：“剥了壳壳吃米米”“盘子比碗坦兮”。后来学了英语，才发现原来老外说的不是英语，是“音”语。
老外还汇集着很多民间俗语，信手拈来，朗朗上口，生动易懂。这些语汇，虽不都是阳春白雪的书卷之文，却往往能以最适合的身段安插在最契合的语境中，而收获奇效。其语义之精准，往往让说话者和听话人都觉得没有任何其他表达方式可以代替。可惜大多我都忘了，唯有“马屎皮面光”，聊以充数，以供感受。
外婆对我们这么慈蔼，自己一生却充满感伤。十年前白发人送走了我妈妈，声泪俱下，哪怕过了很久，仍然睹物思人，谈妈思人，甚至睹我思人，谈我思人。之后我多次离开重庆前跟老外通话道别，老外在电话那边嘱咐我“在外面一个人要照顾好自己”，说着就哽咽，是从“一个人”想到了我妈妈已经不在，是不放心我，也是想妈妈，于是悲从中来。外婆四年前又送走了外公。在外公生前两人有过无数或大或小的不快，然而外公身后外婆哭着念念不忘的，是还没来得及给他剪指甲，人就走了。
送走了外公，外婆自己的生命也慢慢走到尽头。最后一次和外婆通话，是在今年五月份。得知她确诊晚期胰腺癌，从事癌症研究，明白这个诊断的意义。老外本人并不知情，还靠姨妈编了个理由，才故作随意，和老外通上了话。我冲老外挤眉弄眼，让老外给我看她的胖手；私下却疯狂截屏，唯恐错过任何瞬间。外婆笑着说，肚子不太舒服，医院看看，回来以后接着聊。我笑着答应，心下悲凉，挂了电话，眼泪一秒也没等，成股流下。“外婆好可怜！外婆好可怜……”
那时外婆刚开始隐痛，外表还看不出太大变化。可是之后病情每况愈下，人也日渐消瘦。原来的“海胃”，竟发展成连牛奶都喝不进。和我们约定了这么久的减肥，次次以失败告终，不想到了最后竟真的瘦成了皮包骨头，让人看着照片都心碎。多么希望老外减肥再失败一次，再举起那肉乎乎的胳膊，用“二月平”的胖手夹起一块肥肉，闭着小嘴，细嚼慢咽，心满意足，面露微笑，两眼弯成缝，还带着两个酒窝。哪怕是高血压，也总胜过最后高压连七十都不上啊！同时外婆一定不会忘了和蔼地嘱咐：“然然，别看这一桌好菜，到头只是‘马屎皮面光’，身体才是最重要的，在外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开开心心的！”说着说着眼泪流下来。然而这次，外婆不再有眼泪，也不再有痛苦，换成我们和她流泪道别。
外婆走了，她养的花草却都还健康地挺立着，赶在最后枯萎之前给外婆送去哀悼；外婆走了，她的屋还整整齐齐，继续迎合着外婆的“洁癖”，好像外婆会随时回来检阅；外婆走了，好多东西都还摆在原来的位置，等着她回来：谦谦的照片挂历还在沙发上，老杨上学期间的地图还挂在卧室墙上，连那尊我很小时候就有的笑面佛，都还在柜子里继续笑看红尘；外婆走了，衣服还地叠在那里，朴素而整洁，可惜主人已经不在（哪怕还在，瘦弱的身躯也很难再撑起它们）。
我不禁想到，自我出生，随着面世时间渐长，和外婆的接触却在缩短。从成都出生，天天都有外婆；上学了，整个寒暑假甚至黄金周都会回重庆看外婆，而这些重庆时光，早期是以外婆家碉堡楼为根据地，每天睁眼就有外婆，到后来住姨妈家，隔三差五外婆会过来；后来去北京上大学，寒暑假还会有大半时间回重庆，而这时外婆走动逐渐不便，一般是我过几天去外婆家看她；再后来出国了，每两年才回国两三周，在重庆待的时间也就更少，上外婆家的次数也就缩减为短短的一两次，总共也就几个小时。从这个角度，自出生起就已经不可逆转地上演着一场和外婆的别离，随着外婆的离去而最终散场。就像在碉堡楼下外婆和我挥手作别，不论我走的再慢，回头再多，外婆最终会淡出视野外，化入背景中：淡蓝色的空气，灰色的碉堡楼，火车的轰鸣声，微微流动的空气卷着泥土的气息，而外婆摇摆的手，则化作一颗闪烁的星，挥呀挥，闪呀闪，不停息。
年12月4日
纽约罗岛
（立法网新媒体中心/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