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阳一出，风雪已成昨日，天津初雪留在了朋友圈、短视频里，街头巷尾已经完全没有了雪花的踪影。
如同昨天恶意对比天津上海的截图，天津人大可不必生气，对于这种不讲武德的年轻人，除了给自媒体小编多了一个10万+的选题，一夜之间也是“不废江河万古流”了。
时间就是这么公平，无论世事喧嚣、人情冷暖，谁也不会比谁多一秒可以支配，年还剩39天的事实，就这么摆在每一个人眼中。
阴历新年，也就是春节总是盛大而隆重的，相比之下，阳历新年就没有那么多讲究，老百姓最大的仪式感可能就是“换挂历”。
挂历，又叫月份牌，是从年画、黄历的传统中脱胎，“附身”于现代的印刷，在年代就开始风行中国的一种兼具实用和审美的印刷品。
天津本来就有挂年画的习俗，杨柳青是全国著名的年画之乡。在中国北方一提到年画，人们脑海当中往往是那个抱着鲤鱼的大胖小子……
老百姓图的就是画上“连年有余”四个大字的口彩儿，要的就是红红绿绿的热闹。
到了清末，各大洋商们为了招徕顾客，参考中国传统的民间年画配有月历节气的“历画”样式，用中英对照的月历配上商品宣传画，在新年前以买赠的方式送给顾客，这就是月份牌。
早期的月份牌，常以上图中这种中国传统题材、仕女图、山水图为主题。然而随着城市的开放，让上海从景观、服装、生活习惯到审美价值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相较传统的侍女图像，换上旗袍、高跟鞋的时髦女性才是当时最亮眼的风景，著名影星也以登上月份牌为荣——这和、90年代并无不同；后来各种女权主义兴起，很多不良厂商打着女性主义的招牌，出版过各种擦边题材的月份牌。
据说，仅天津一地，每年印刷的年画、月份牌达一亿份；要知道当年全中国的人口只有4亿。
到了年代末，“月份牌”的广告功能被街头广告牌和广播宣传所取代，而作为一种日历，又被有12张图样的挂历所取代；月份牌由此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挂历与翻篇儿
建国初期，人民出版社等新闻出版单位大都把挂历当成一种对外宣传品，文字以英文为主，对外赠送，对内很少发行。
挂历普及以后，更多人民公社、劳动模范等内容便出现在挂历上，特别接地气。
当然，那个时代各家各户最少不了的，就是一副印着毛主席像的挂历。
年印有毛泽东头像的日历，每一页上面都印有一句毛泽东诗词，封面题字为“毛主席万寿无疆”。
到了70年代，很多样板戏里的经典镜头、英雄模范事迹、丰收场景等内容，都成了挂历常见的主题内容，这些挂历上的宣传图像记录了那个时代普通人质朴的日常生活景象和单纯的精神生活。
很快，改革开放带来了挂历的黄金年代，挂历上的内容从劳动人民生活，又回归了艳丽美女为主的时髦风格。
挂历的黄金年代
到了八十年代，挂历就跟今天的手机一样普及，家家户户过年以前都要备着最少一本。
那时的挂历卖得有多好呢？
据出版社员工回忆，当年一本挂历印数30至50万本，年利润达万元。
在这场“挂历竞赛”中，各个卖家都想自己的挂历能够脱颖而出。而最后胜出的，就是当年横扫大江南北的各式美女挂历。
在那个年代出道的女明星，十有八九都在挂历上走过穴：张曼玉，巩俐，刘晓庆，潘虹等，都曾经是“挂历上的美女”。
那些陪伴90后长大的《还珠格格》、超级女声，也都曾经“登堂入室”，成为抢手的挂历主题。
因为挂历纸质好，送礼不丢面儿，还经常被当成“走后门”专用的伴手礼。
电影《夏洛特烦恼》中的大春曾送给王老师挂历，也成了一种年代梗儿。
即使是旧挂历也不能扔，它还被勤俭节约的人们开发出了无数用途：包书皮，垫抽屉，压在玻璃板下面，折纸做成小工艺品……无一不体现着人民群众的智慧。
而下沉到“三线”这种事情，也发生在挂历这种产品上：
我和老婆去小白楼“天香池”澡堂子旁边的商场闲逛，文化用品柜台正在处理挂历，此时是阳历一月中旬，挂历已成过期商品，一块钱一本大处理。我一下就看到了商机。我们农村老家过年喜欢贴年画，有的人家即使稀罕地弄到一本挂历，也要拆开了，一张一张把边儿对齐了，在墙上贴一溜儿。我想，要是把这些画面艳丽，纸张挺括的挂历弄到农村集市上当年画卖，十块钱一本一定好卖，况且，那印挂历的纸都是上好的铜版纸，在墙上鲜活一年，来年春节前揭下来，还是孩子们包书皮的好材料。于是，我马上挑了四十本挂历，这是我能背得动的极限，还专门找那些大美女明星的，这样的在农村好卖。到了周末，我背着这些沉重的挂历坐公交到东北角，上了长途汽车就往武清南蔡村赶，那天是村民采购年货的最后一个大集，当天就销售一空，发了一笔小财。
可能是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越来越少的人会依赖传统挂历来惦念年月的变迁。
以前每天“翻篇儿”，每月翻篇儿的日子湮没在的福报当中，人们对于元旦的感知扩散到各种洋节买买买的欢畅里。挂历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在时间无声的流逝中，有些人依旧喜爱着能够亲手把过去的日子翻篇的感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