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记朵云轩60年政协头条

朵云轩建于年,新记朵云轩建于年,今年正逢一个甲子。新记朵云轩成立时就有出版权,这个权益是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木版水印编辑室合并过来的,所以说朵云轩当时也是个出版机构,它的出版文化一直传承到年更名成立的上海书画出版社。20世纪70年代初,我曾在那里学徒、入党,度过了青春岁月。从年起,我进入领导班子任社长助理、副社长、社长,直至年3月调局离社。木版水印的继承和发展我国发明印刷术是在隋唐之际。唐咸通九年()雕版印刷的《金刚经》现存大英博物馆,是成熟的物证。到了明代,饾版技术发展开始印制彩色信笺和画谱,是世界上彩印的开始。当时,国人学画没有教材,就用木版雕刻了《明代十竹斋书画谱》,共分成竹、石、兰、疏果、翎毛等16谱,是一本仿真的教材。我社于年重梓完成,在莱比锡得了大奖。另一部《明萝轩变古笺谱》是写信的信纸集,大多为角花,又用了无色拱花技术(俗称凹凸版),也是代表作。成立于年的朵云轩是个笺扇庄,就传承了明人的饾版,也就是木版水印,所印的产品还是比较简单的。20世纪50年代,木刻家余白墅先生等人积极倡议,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以下简称“上海人美”)设立了一个保护型的木版水印室,并为它单独造了一幢楼,就是衡山路号,不在上海人美院内。我在朵云轩时,很多外宾来参观我们工场,就在于我们不仅出产品,而且完整地保存了工艺并有发展,是印刷的活化石。当时,成本比较低,加上各方的支持,迎来了历史上木版水印的一段黄金时期。从印笺到印大画,从纸本到绢本,上海博物馆的藏品,很多都印了木版水印画。最复杂的绢画当数明仇英的《秋原猎骑图》,余块木版,为刘海粟先生的藏本。改革开放时期印了长卷《唐孙位高逸图》《明代徐渭杂花图卷》,我离社后知道还印过《任伯年群仙祝寿图》(12屏,多块木版)。当时,还印了一批红色题材的作品,如《钱松嵒井冈山》《杨之光激扬文字》《黄纯尧银线横空谱新歌》等,使用全新的表现技法,即便今天看来也毫不逊色。我认为,地处江南的朵云轩,20世纪50年代印的《明陈老莲花鸟草虫册》也很显工笔力度,而印制水墨写意画更显特色。如大幅的八大山人《双鹰图》、吴昌硕的《墨荷》、齐白石的《红莲鸣蝉图》都印得精彩,尤其是《徐渭杂花图卷》,绘14种花卉的长卷,墨彩淋漓,一气呵成,木版水印还原时悉仿原作,是很难得的。记得著名国画家朱屹瞻先生观后称赞不已,还为之题跋。我想朵云轩写意画印得好,恐怕和江南人对水墨的感觉有关系。60年来,朵云轩木版水印累计出版了多种,已成为上海出版的特色,有很多外宾来参观,我们也带去海外展览、现场演示,宣传中华文化。印字帖闯出了出版之路20世纪60年代的南京路朵云轩。朵云轩成立之初定为企业,与上海书店、外文书店相仿。因正逢国家困难之时,朵云轩书画以及木版水印销路不佳。听前辈回忆,当时单位甚为困难,几近发不出工资,于是,经上海市出版局同意,开始出版书法读物。古代字帖不在版权期内无须支付版权费,又价格低廉,几毛钱一本,对全社经济有所周济,这在无意之中开辟出了我社的现代出版之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朵云轩改名上海东方红书画社和上海书画社。年秋天,我社由企业改制为上海书画出版社,同时对外并用朵云轩品牌,才逐渐向专业美术出版社发展。记忆中最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创办了《书法》《朵云》等4本杂志,在海内外影响甚大,也树立了我社的品牌。年,杜淑贞同志在我社当领导,支持周志高、黄简等同志出版了《书法》试刊。试刊后正式获批双月刊,封面由郭沫若题签。中国书法家协会创立于年5月,在此之前,我社几乎成了书法活动的一个中心。紧随其后,由吴添汉老师推荐来社的吴惠霖老师于年3月创办了《书法研究》,又于年7月新办了《书与画》,都很成功。《书法研究》以发书论为主,《书与画》以书画爱好者为对象,一高级一普及。后来,戴小京主编《书法研究》、周阳高主编《书与画》,质量提高,在全国产生了积极影响。年年末,续靖宇、黎鲁同志到我社任社长和总编辑,黎鲁非常重视朵云轩的品牌,有意创办《朵云》,意向之一是用这本大型季刊,把朵云轩传统业务和出版社连接起来,所以,初创期的《朵云》有很多篇幅介绍木版水印、文房四宝。但创刊经历了艰苦的过程,就是缺乏人才、资金和经验。黎鲁同志依靠茅子良等人加上自己直接参与栏目设计和组稿,于年出版了首刊。记得老画家的口述历史是一大特色,占每期很大比重,后来在此基础上出版过一套《朵云国画家传记丛书》,有王个簃、关良等10余本。后来,由茅子良转给卢辅圣接续主编,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影响海内外的大型国画理论刊物。《朵云》办过年董其昌国际研讨会,以及清初“四王”、元代赵孟等国际绘画理论研讨会,在专业圈做出了名气。这四本刊物确定了我社在美术界的地位,尤其是《书法》,最多时期发行近40万册,《书与画》也发行过期10余万册。找出路挖到挂历、教材、房产三桶金年年末,蔡大抟同志担任社长,启用了一批年轻人,出版业务又得到发展。年,事业单位改为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蔡社长办社方向更为明确:一要提高经济效益,支持图书出版和改善员工生活。二要让书“站”起来,不能只出一些字帖、画片。这一阶段业务已有起色。年,我接任后,继续朝着这方面努力。一方面把朵云轩拍卖做起来,一方面在出版社重点抓年挂历和美术教材两条产品线。年挂历当时属美术出版社的专有出版权,市场大,产品生产快,但销售期短,竞争激烈,也有风险。我社岑久发、张雄等人非常努力,有创意又有干劲,挂历由绘画转向摄影的转型比较顺利,在上海人美、画报和书画社3家激烈竞争中,我们始终占有一席之地。20世纪90年代中期,居家环境发生变化以及义乌个体户印挂历成风,我们挂历的饭碗被打碎了。好在我社在蔡社长手里就有考虑,后来加大力度,由郭载阳、周卫、孙介琛、李浩忠等同志先后参与组成一支写字和美术教材研发、审批、推销、印刷、发行的团队,有三四套教材拿到了国家教委的批文,在近20个省使用(独家使用或多本并列使用)。当时,领导班子非常重视购置房产资源。于是,我们在年买下钦州南路出版大楼4层、年买下南京东路朵云轩大楼。我离社以后,班子又买下了延安西路的两幢办公大楼。这三处物业使我社资产倍增,同时也为以房养书埋下了伏线。书也终于“立”起来了祝君波(左)向杨仁恺(中)和劳继雄先生请新记朵云轩至今60年,几代出版人都想把专业美术图书做起来。黎鲁任总编辑时,我是总编办主任,他常常对我说,书画社与人美社还是有差距。蔡社长当年很盼望我们的书能“立”起来。在他手里已布局出版《美术全集》书法(3种)、《美术全集·玺印篆刻分卷》(4种)以及《中国书画全书》(14卷)这类大书。在实力壮大以后,卢辅圣同志主持出版,李维琨、马荣华等专家先后加盟。年,我社初版书67种,到年已达种。后又经过长期努力,我社定位书画专业深耕不息,字帖、画册、技法、文献、理论等综合布局,才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出版体系,在全国美术出版风起云涌的竞争时代而独树一帜。年,我离社的时候,《中国书画全书》《美术全集·玺印篆刻分卷》《现代设计大系》(4卷)、《上海美术家系列画册》(10卷)、《海派绘画集》(4卷)、《明清书法大成》(4卷)、《近代书法大成》(4卷)先后完成。此后精品书、套书就更多了。近年来,我在上海书展时常留意自己老家的展区,看到在王立翔同志主持下,产品琳琅满目,精品迭现,甚感欣慰。我在书画社积累的出版体会:一要坚守自己的出版定位,要有定力,不要东张西望,东摇西摆,持之以恒才能滴水穿石。二要正确把握经济收益和文化价值的关系。有了资金才可以支持专业美术出版、扶持木版水印,才能够解决职工住房等难题来稳定队伍,才能可持续发展。三要掌握市场经济的法则。图书产品不通过市场环节卖给读者,放在仓库里自吹自擂得奖的业绩;或者大搞捐赠活动,其社会效益也无法实现。市场既是利润来源,也是社会效益的实现方式。四是一个社的战略布局视野要开阔,眼光要长远,才能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立于不败之地。正是基于这样的意识,当年全社上下齐心合力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年5月《出版经济》公布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年我国出版社百强排名表,我社四项指标均入全国名。其中,出书品种种居98位,图书发行数8万册居54位。以传统书画为中心,一手抓出版,一手抓朵云轩转型发展,一直是我社的经营方针。年8月,我们成立了全国第一家艺术品拍卖行,年6月首拍开创了大陆艺术品拍卖的先河。在拍卖行成功以后,年起,我们又从朵云轩分离出朵云轩古玩公司、朵云轩文化经纪公司,超前谋划了未来的布局。年,我离社以后,上海书画出版社(朵云轩含拍卖行)并入文艺出版总社。如今,我已退休,在纪念上海书画出版社成立60周年之际,作为一个出版人感慨良多。我为这一行业服务了46年之久,其中有28年在书画社度过,受到很多老领导、老前辈的关心和栽培,很多老师、同事的帮助和指教,回想起来,感恩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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