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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在签字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止庵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现代文学研究者、书评人和随笔作家。他对周作人、张爱玲等人的研究、相关作品的责编，在圈内公认的专家。关于读书和创作，止庵有太多精辟的分析和独到的识见。但是知道什么是好的小说跟写出好的小说，还是两种不同的才能。年，止庵写了一个长篇小说《受命》，技艺成熟，圆融，给不少读者意外的惊喜。
6月12日晚间，止庵带着他的首部长篇小说《受命》做客西西弗书店·成都来福士广场店与洁尘一起跟现场读者分享他的写作。在分享会开始之前，封面新闻记者采访到止庵先生。
一个伍子胥复仇的故事
酝酿了几十年
止庵并不是突然从学术研究转型写小说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就写过中短篇小说，也在杂志上发表过，“只是没多少人注意而已。”当时想到一个伍子胥复仇式的故事，只是来不及展开，就投入了自己各种工作中，当医生，做出版，编书，研究周作人张爱玲，那个故事一放，就是几十年过去了。大概是四五年前，止庵在路上走着突然想到，“该把这个小说完成了。”
《受命》的故事并不复杂，但却一开篇就将读者带入一个紧张的悬念之中。主人公陆冰锋单调乏味的生活，因为母亲对于一段封存往事中仇人的指认，从此改变。他怀揣着一个疑团，在身边年轻人纷纷奔向新生活时，断然选择逆流而上，执着于追究和探寻他想要的某种真相。一次诗歌朗诵会上，他与女主人公祝叶生不期而遇。因为共同的爱好，两个年轻人开始了逛书店、走胡同、谈文学的交往。但伴随着交往的不断深入，陆冰锋发现祝叶生就是仇人的女儿……这是一个带有《史记伍子胥列传》和《哈姆莱特》气质的故事。
再现八十年代北京风物和文艺青年的生活
在《受命》中，与紧张的情节形成张力的，是相对舒缓的日常生活本身。止庵在小说中针脚细密地还原了那个至今还常被人们追念的八十年代。依循小说中人物的脚步，乘坐路、44路电车，读者可以穿行一个年前后的北京城：西长安街新华门对面的花墙还在，方庄的住宅区刚刚动工，三元桥新建成不久，北京音乐厅还是个大基坑；都乐书屋新开业，《读书》《读者》杂志深受年轻人的追捧；胡同口有打双人床的木匠，也有推着平板车卖棉套的小贩，冬储大白菜堆得像个小山，郑州三号西瓜“保甜，保密”。组合家具、泡泡纱床罩、世界名画挂历、蝴蝶牌缝纫机、凤凰牌自行车……
在小说中，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物质生活的匮乏，显而易见。但就在这同时，意大利电影回顾展上有安东尼奥尼的电影，青艺剧场正上演布莱希特的话剧；墨西哥电影周、法国近代艺术展、十九世纪德国绘画展让人眼花缭乱；诗歌成为年轻人见面的必谈话题，不读书的人将被鄙弃；王府井新华书店、沙滩北大街的都乐书屋和后门桥头的燕京书店是当时的打卡胜地，《星星》《诗刊》是网红刊物，大家蜂拥去看劳生柏作品国际巡回展，精神生活的饱满，毋庸置疑。止庵在小说这些繁密细节中，灌注的正是这段生活本身散发的气韵。
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街巷风物描写，让很多读者津津乐道。止庵说，自己先凭对当时的记忆写出来，然后再去查资料核实一下。比如当时北京到天津的火车票多少钱。当时话剧演的什么节目，等等。这些都是北京人止庵经历过的，“那时候我没什么事儿干，就在北京到处逛。”但让人的记忆有时候会出错，为了尽可能准确，他去查阅当年出的《北京街巷交通图》《北京城区街道图》《北京市街巷名称录》《实用北京街巷地图集》等等。总之，写《受命》的整个过程都“特好玩儿。勾起很多回忆，有时候我都舍不得写完这部小说。”止庵说。
写小说这么好玩，但止庵并没有计划再写。《受命》是他第一部，也极有可能是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
事实上，《受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很多朋友说他“有写小说的才华”，劝他继续写，但止庵态度很坚定，“这次表现出了才华，下次就不一定了。还是见好就收吧。”
年就来过成都住红星路文联宿舍
坐公共汽车去草堂和武侯祠
止庵说，在他心里有这么一个伍子胥复仇的故事，并不复杂。写一个一千多字的文章，也能说清楚。“但是没那么有力量。”用小说的形式来讲这个故事，有很多丰丰富富的细节，就像“把盐撒在水里，把很多水变咸了。盐就是文章，盐水就是小说。”
止庵年、年来过成都。有一次还住在红星路上的文联宿舍，去草堂、武侯祠，只有坐公共汽车“记忆中的成都，跟现在的成都，完全不一个城市。当时不觉得什么，现在回想起来，突然变得有意思了。
写《受命》也是如此。回想几十年前，很多事情突然变得有意义，值得写了。”成都有一位作家叫李劼人，是止庵最喜欢的四川作家，也是最喜欢的中国作家之一，他当时读他的《大波》《死水微澜》，“那时候我都没有来过成都，以后我再来成都，什么保路运动纪念碑，我说这不就是书里写的地方吗？世界是很复杂的世界，不能简单说此时此刻对我有没有用，不用就不接触，不是这么回事，最后可能全都是通的。”
从张爱玲那里“偷师”写作技艺：
贴着第三人称的视角、心理写
止庵是张爱玲研究专家，从张爱玲那里获得很多宝贵的精神资源。这种精神资源不光表现在研究文章，还渗透到止庵的小说创作中。他承认，自己写《受命》，有从张爱玲偷师技艺。比如，张爱玲写小说有一个特点：特别喜欢用第三人称，而且贴着某一个第三人称的心理和视角写。比如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贴着白流苏写。把其他人物都看成客体。止庵很赞赏这种写法，她在《受命》中，借用男主角陆冰锋的视角，刻意制造出“叙事者和叙述主体中间的那个差异”：“我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一点，我不是他，我在写的时候借他的眼睛去看，实际上，小说里除了尾声，只有冰锋一个人在看、在想、在感受，其他人都是他看到的对象。我可能有所感的点，他会‘视而不见’，或者‘见而无感’。每个人物、每件事物，都可能因为他的‘视差’发生某种变形和扭曲——其实这种使用第三人称、同时又贴近某一个人物的手法，是张爱玲最喜欢采用的手法，她基本都是这么写。”
《受命》中的80年代，用止庵的话讲，“是一个温柔的时代”，与后面“竞躁”的年代有着截然不同的气质。即便是男女的暧昧之情，表达起来也是干净、含蓄，充满了试探的美感，分寸拿捏得得体，可进可退，颇有几分日本作家擅长的纯爱系小说的感觉：祝叶生为了多拉着陆冰锋相处一会儿，宁愿反复地坐着二环路上的44路公交兜圈子，“屈尊”去胡同的陋室里跟陆冰锋经历柴米油盐的琐事；在出游的火车上将头悄悄靠在陆冰锋的肩头，直到两人重新邂逅时迫不及待地分吃一个冬菜包子。
在《受命》中，还有很多关于老北京日常生活的细节描写。这也跟止庵另外一个研究对象周作人有关系。周作人就很在乎日常生活，“他不喜欢好莱坞式的小说，而喜欢描写生活细节的小说。他把小说当散文读。周作人编过一个新文学小说大系，他把废名的一个小说直接就当散文编进去了。”
阿来大赞
“矫正了今天小说当中泛大而论、大而无当的毛病”
在分享会上，作家阿来也通过视频来分享自己读了止庵《受命》的感受。阿来说，过去他读止庵兄的作品，主要还是偏重于学术、鉴赏、考据等文字，“当然这些文字也是充满文学性的，非常雅正的文字，但是从报纸上看到消息，说是止庵又写了《受命》这本小说，我就一直在猜这本小说应该是什么样子，后来拿到了这本书。读了两遍，我确实要说，不是客气的话，我很喜欢这本书。”
阿来还谈到自己很喜欢这本书的原因，“这个小说的写法填补了当下中国小说写作的一些空白，或者说矫正了今天小说当中泛大而论、大而无当，但是在细节处总有很多缺失的一些毛病。当然矫正了毛病，就显示出了这个小说的独特价值和它的优点，所以说这本小说在好多文学没有留下，尤其是小说这种文学样式，没有留下印记的地方，留下它的足迹了。为了这本书止庵下了很多切实的功夫，这个功夫不是编织一个人物关系，也不是在故事的走向上苦思冥想（这今天很多写小说的人经常努力的甚至走火入魔的一个路径）而是在现实的面貌，生活的细节，或者说时代的印记方面，留下了很多翔实的文字，我自己个人的小说观来说，不管是我们主观出发更强烈的作品，还是显得更节制、更客观、更冷静的文字，我觉得都要更好的翔实的，有些时候几乎是面面俱到的，来记录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草木也罢，器物也罢，一个城市具体的基理也罢，建筑、街道、天空，所有的一切，才构成一个真正具有质感的世界。我想可能我是第一次在中国的小说当中看到了这样一个世界，就从这部小说已经得到了一些成功经验，具有非常强烈年代感的城市美学，从这个意义上我也觉得，甚至不光是这部书，我对止庵的下一部作品也充满了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