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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清
小时候，有太多的故事……
露天电影
在童年时，电影是几个月才能看上一场的视觉大餐。现在人手一部的手机，电脑，在那时还没生产出来，最起码农村没有。
小时候，只要有电影播放，那是宁可不吃饭也要看，影幕还未挂起，在最前排已排好了一溜小板凳，在小凳上排排座着的，是和我差不多年龄的小小子、小丫头。往往电影还未开演，孩子们之间的“战斗”己经展开了。大人们早己准备好晚饭，呼儿唤女回去吃饭，但孩子们自顾自玩耍，拿大人的呼喊当耳边风。
电影开演，小时候最爱看的是战斗故事片，《大渡河》，《车轮滚滚》，《地雷战》等，都是我们孩子们的喜爱，看完后还能简单模仿影片里的一些动作、台词。但什么戏曲，文艺之类的电影一开演，场地上就只剩下老年观众了，这是他们的天地。
村里演电影自然每场必看，就连邻村有电影演出，我们也是逢场必到。
早早吃过晚饭，相跟上下午早己约好的伙伴，几个人打着手电筒，借着微弱的光，走着小路去赶场。功夫不负有心人，大多数去了还是能看上，但也有白忙活的时候，走好几里山路去了，却扑了个空，心中不免悻悻不乐。但依然自我解嘲，有人问起昨晚看的什么片子时，答曰：“英雄白跑步”。
那年月里，邻村相互之间奔走看电影，有时，有些楞头青后生会和邻村人因为一些小事而相互发生口角，直至升级成斗殴。而我们往往也跟着呐喊、起哄。
等到村里经济好的年头，大队投资买回来一部电影机。我家房前一个叔叔担任放影员，记得刚买回电影机的那一个月里，连续每晚上映至少二部电影，把我们看得那叫一个痛快。
那时候农村放映得到县电影公司领取胶片，放影员叔叔下午取回胶片，先在自己小屋里墙上贴一张大的反过来的年画，然后邀请几个说得上的朋友，聚在小炕上，蒙上窗户。偷偷的先放映一遍，先睹为快。因我家与他是邻居，每每偷演，我都能近水楼台。到晚上公演时，我在小伙伴面前往往好一番炫耀。
黑白电视机
八十年代，电视机开始进入农村。那时的电视机都带着一个大大的“屁股”。我们村第一台电视机是在火车站工作的一个东北人买回来的，只有九英寸大小，好奇心驱使下的村民们，早早吃过晚饭后，就守候在他家等着观看。
人越来越多，屋里挤不下的时候，他把窗户打开，电视机放到窗台上，我们在院子里观看，当时很好奇，这东西跟电影不一样，没有胶片，这图像就能出来。只用一根高高的树杆，上面用铝丝弯成或圆或方的形状，接上一条扁扁的皮线，就能有声有色的演出。
后来，火车站买回来一台十四英寸的电视机，我们的目标也随之转移到了火车站。在候车室的大门口，摆一张桌子，把电视机放在上面，车站院内黑压压的坐满了人，有老有少，最多时恐怕有几十号人。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上演连续剧，每晚二集，中间插播广告。那时连广告都那么耐看。
《敌营十八年》，《蛙女》，《大西洋底来的人》《加里森敢死队》，这些连续剧几乎占据了我童年的大部分记忆。
当香港电视连续剧《霍元甲》在内地上映时，看电视到了一个巅峰时期，因为看的人多，怕占不上好位置，我们放学后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吃，扔下书包就去占位子。至于老师布置下的作业，只有看完电视再完成了，那一段时光，看电视是第一要紧事情。不管大人小孩，那时你要不会哼两句《霍元甲》主题曲“昏睡百年……”你就显得不够时髦。
好像是八四年的时候，我家也买了电视机，是十四英寸的上海“凯歌”牌，我就很少出去看了。
后来，有人用一张彩色的透明膜贴在电视机上，图像虽然模糊了许多，但却有了不同的色彩。我们管这种贴了膜的电视机叫做“彩电”。
小人书（连环画）
我从小就爱看书。看小人书。
小时候，父亲在供销社上合同工，有些零用钱，每次去上班，都会问我想要什么？得到的回答每次都一样：小人书，而父亲大多时候都能满足我
那时的图书包装没有现在精美，价格也只有几分钱，但就这几分钱的小人书在农村人眼里，也是奢侈品。
我积攒了好多小人书，同龄的小伙伴们也因为看书许多人成了我的朋友，当年一书在手的心情，现在想起来还觉回味无穷。去学校上学，书包里不偷偷装上几本，就好像没有了底气。当然这是课间读物。上课是万万不敢看的，老师会没收了不还。
父亲从北京我表大爷家回来的时候，听说我爱看书，表大爷把他儿子们看的小人书送给我好多，加上家里有的，最多时候，我的库存图书多达三、四百本。《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我最喜欢，《红楼梦》因为太缠绵我反而不爱看。
从小人书里我认识了黄继光、邱少云等许多人和他们的英雄事迹。那时候有少数的彩色连环画，我记忆最深的一本叫做《草原小姐妹》，那精美的图画，动人的故事，直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随着年龄的增长，连环画己不在是吸引我的唯一读物了，那时也不懂得珍藏，慢慢地，连环画从我手中一本本丢失，直到一本不剩。
现在，那些童年看过的连环画内容，偶而还会出现在脑海。在记忆深处，模糊的仿佛很远，但又象在眼前。
贴春联看年画
春联是我国独有的传统文化，春联里饱含了所有美好的祝福和心愿。
在我们农村，大年三十贴春联。
那时春联是自己写的，市场上还没有卖。会写毛笔字的人从腊月二十几就开始给村民写春联，有时得写好几天。
贴春联的时候，母亲用铁锅把白面熬成糊糊，把春联反过来刷在背面，在父亲的指派下，把春联贴到对应的门上。记得那时什么上面也贴春联，楼梯上贴“步步登高”，米缸上贴“粮食万担”，牲口圈上贴“六畜兴旺”，就连鸡窝上也贴有“鸡肥蛋大”。什么树上、斗上、水缸上、衣服箱子上都有，连电灯跟前也贴着一张“灯火通明”的小帖子。
那时候过年贴的年画，大部分是有故事情节的。一大张纸上印成八个小图画，一般两张为一个故事。
孩子们三五相跟，出东家进西家的去观看年画，看画中的故事，有不懂处还向大人请教。
那时的挂历很少，过年能挂上一本挂历，能给春节增色不少。
过大年闹秧歌
小时候，最盼的，也是最开心的就是过年。
过年不光能穿新衣服，吃好东西。最重要的是能挣到钱。
我奶奶在世的时候，是家族里最大辈份的老人，每年正月初一早上一大家子人都聚到我家，而父亲早已准备好了一桌在当时还算丰盛的早餐。
一大家人按长幼排列，先给奶奶磕完头，奶奶开始给小辈们“压岁钱”，那时面额很小，只有贰角，但这也是不小的收入了。接下来轮到大爷，叔叔们了，他们有的贰角，有的壹角不等，不管多少，一把团住揣入衣兜，然后撒腿跑开。当然这些“压岁钱”最后都会被母亲给保管起来。
到正月十五闹元霄的时候，村里每年都会组织闹红火，也就是传统的闹秧歌。参加闹秧歌的人很多，行头自己准备，也比较简单，有时找一块花布往身上一披，脸上画个油彩就是一个角色。也有扮相好的，什么男扮女装、年轻人扮个老太太的，最惹人笑的是扮个老头，在屁股上吊个大铃铛。这些人是秧歌里的主角，是村文艺骨干。
村里打家具（乐器）的人不少，但打鼓的不多，鼓声响起，所有人随着鼓点开始扭动，在老秧歌手的带领下，围成一个圈，跟着节奏扭动前行。鼓声停，秧歌起，这时一个唱秧歌的会进到圈子中央，待鼓声停下后，开始唱，唱的歌词没有固定，往往随口而出，多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愿，其中也不乏有一两句调侃之词。
小的时候，我们不能加入秧歌队伍，只能跟着看，但秧歌在哪，我们就在哪，比闹秧歌的还竞业。
看秧歌表演最爱看的就是“拉故事”，也叫“八角樱桃”。这是聂村秧歌所独有的一个表演项目。随着鼓点的变化，表演者从卷成一团慢慢散开，鼓慢人慢，鼓快人快，慢慢走成一个呈八角的形状，在行走中进行扭动表演，首尾相跟，环环相扣，表演中彩扇摇摆，远看像一群穿花的蝴蝶在翩翩起舞，煞是好看。
闹红火、扮秧歌是那时元霄节里必不可少的文化大餐。
农村开花
“十二月翻花”，“五歌放羊”等小调，是我们那个年月里听到最多的“流行音乐”了。
那时，村里有个唱的最好的老人，人们管他叫“老三杷”，他虽然背有点驼，但嗓音却出奇的好。他最拿手的“十二月翻花”只要一出口，立马召来众人围观，他口里唱着，手还要自已打拍子，找节奏。歌声随着节奏从他口中唱出：
正月里，迎春花，人人喜爱，
梁山伯，祝英台，同下山来。
二月里，草根花，芽芽发黄，
孔夫子，背书箱，游走四方。
三月里，桃杏花，满树发红，
刘关张，在桃园，结拜弟兄。
……
歌声一起，他就不是一个老人了，比十八九的小伙还精神。每当他唱的时候，我们总是最忠实的听众。
这些开花调和他的歌者，是我记忆里永远最靓的那一道风景。
现在这些文化形式有的还在延续，但却没有了那时的韵味。童年里的故事还有很多，好些己经随着时光慢慢遗失，淡忘。但有些却一直印在我的脑海，挥之不去。
所有我童年里的这些文化生活，将一直陪伴我，直到永远……
戊戌年夏月·聂村
李国清，男，七零后，武乡丰州聂村人，地道农民。因从小喜爱文学，偶而也信笔爬于纸上，无他，只求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