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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年前，41岁的止庵辞去外企繁忙焦杂的工作，摆脱朝九晚五，专心做起闲人。他搬进北京四环外的望京西园，成为这里的第一批住户。那时候的望京一片萧条，除了一大片树林，以及冬天从中钻出的野狐，别无他物。他每日在家看书，兴致来了写写东西。
他家客厅里站着近十面书架，几万本书完好无损地置身其中，没有折页，不见划痕。传闻快递送来的新书要是书角被擦碰，他都要弃之重买。这里干燥、整洁，日光不刺眼，就连进门口一侧的杂物柜，堆放的，仍是满满当当的书。
他平头方脸，未开口时像独来独往的严苛教授，说起话来，神色略微缓和，但仍是探讨问题的认真模样。他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当你了解第一个人的时候，你不用着急第二个，因为这本来就是不用着急的事。了解完了之后，我再去做第二、第三个。不一定有用，但是我乐在其中。我愿意做一个小的没有用的专家，而不想做一个泛泛的人。”
止庵也是典型的弃医从文，和鲁迅，余华，冯唐一样。他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口腔系，学医期间，下课回到宿舍，就躺在床上摸自己的块骨头，一度学到看人都恍惚看成骷髅。当他开始写作后，习惯性地常以骨、肉或是更冷门的人体构造作比喻，他说，“作家肯定不是一个轻松的人，就像是没有了表皮，露出真皮，一阵风刮过，旁人觉得冷，他觉得疼。”
止庵说，庄子有一个思想叫“无为而为”。我主张这种没有多少目标的作为。我是专门研究庄子的，庄子讲了很多故事，比方说一个人一辈子抓一只羁鸟或是游泳，或是做戏、做铜像，一辈子就干这一件事，最后成神了，做得出神入化。如果我们急于去成某个事，最有可能一事无成。但是如果你不把这个事当成一个非成不可的事，却很认真去做，很可能就会有出人意料的成绩。
所以我觉得其实写作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游戏，但它是一个你必须认真对待的游戏。所有的游戏其实都应该认真对待。
27岁，止庵还是一名闲得发慌的记者，工作余暇，他闭门不出，一本一本地读庄子、老子，读《史记》、读《吴越春秋》。读完，伍子胥的悲惨命运在他脑中挥之不去，于是着手想写一个当代伍子胥的故事，还为每个主要人物各写了几万字的人物小传。无奈俗务缠身，这篇小说的写作被暂时搁置了，一搁就是三十年。
年近耳顺，他开始为小说添枝加叶。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翻遍那几年的各种报刊，用手机拍下感兴趣的消息，回家后打印出厚厚一摞。繁杂的新闻经过大海捞针，有的作为人物对话的谈资，有的放进了情节。诸如流行的服装样式、新出的电影、展览、电视剧《四世同堂》的播放日期等。
他对作品的认真和执着搞得编辑都烦了，说可不可以不改了。他还是不愿掉以轻心，“比如说有一句台词是，‘我很好打发的’，我开始写的是‘我很好养的’，突然有一天我在路上想到这个不对，因为当时没有人要被人养，这个意识不成立，我赶紧在路上就给别人打电话，说这有一个重大的错误，必须得给我改过来。”
这本被止庵认真对待的长篇小说，取名《受命》，“写的是一个有执念的人在现实中怎么被执念所毁。”故事一开篇就设置了悬念。主人公冰锋单调乏味的生活，因为母亲对于一段封存往事中仇人的指认而改变。他怀揣着一个疑团，在身边年轻人纷纷奔向新生活时，执着于追究和探寻他想要的某种真相。一次诗歌朗诵会上，他与女主人公不期而遇。因为共同的爱好，两个年轻人开始了逛书店、走胡同、谈文学的交往。但伴随着交往的不断深入，冰锋发现他居然成了一个秘密的携带者和豢养人，他的生活看似平静，实则临渊而立。
本书最大的看点，便是高度还原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北京。“我现在写的这些东西都是不值一提，如果我不写的话它可能就被淘汰掉了。比如怎么坐公共汽车、冬天早上起来怎么生炉火，怎么打公用电话、怎么买菜、怎么做饭、胡同口有打双人床的木匠，也有推着平板车卖棉套的小贩，冬储大白菜堆得像个小山，郑州三号西瓜“保甜，保密”。组合家具、泡泡纱床罩、世界名画挂历、蝴蝶牌缝纫机、凤凰牌自行车……”“让年轻的读者看看当年北京是个什么样的，想想也挺好玩的。”
止庵“行文清淡如茶，无喧哗矫饰，落实细节处见其幽微，情感留白处恰当自然，耐人寻味，却不故作高深。”
《受命》“平实描摹街景、吃食、时闻、风俗，白菜与煤，其时的电影与诗，服装与旅行，一步也没有慌张。这种从容，尤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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