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观察报
原标题：美颜与整容，屏与刀下的理想自我
刘晗/文在眼见不一定为实的赛博时代，换脸术成为大众日常习以为常的操作，不仅有赖于医学的昌明，还有科技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飞速发展。尤其在千禧年后，整容之风愈发盛行，在甚嚣尘上的消费主义的加持下，资本市场的权力不止操控着个人身体，也支配着审美价值。容貌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观看对象，更是卷入商业浪潮，拓宽为一种消费选择。
奥地利文化学者伯娜德·维根斯坦(BernadetteWegenstein)的《美妆的凝视》(TheCosmeticGaze)梳理了从18世纪相面术到19世纪颅相学，从20世纪德国纳粹对人的改造到如今的美容技术以及多种媒介的参与，将面孔与社会文化理论、媒介研究相结合，透析他者观看与主体改造之间关系的微妙蜕变。
维根斯坦从词根上溯源，看到了美妆(cosmetic)即是将身体当作宇宙(cosmos)进行有秩序的构建，凝视意味着一种主体与他者之间的双向视觉交流。无论变脸者出于何种目的，无一例外逃不过重塑时的痛苦以及重生后的新奇感。
摒弃传统社会秩序的压迫，迎合男权社会等等有失偏颇的说法，21世纪的美妆整容完全打破了个体性别、年龄甚至种族的限制，任何人都在能力范围年之内以资本填补缺陷，赎回青春，截取符合个人审美价值的身体部分为自己所用。于是，有钱有闲的先富阶层去做医美和整容了。
而美颜滤镜则是受不了皮肉之苦的爱美人士的福音，不必荷包失血就可换得颜值的大幅提升，在众人面前彰显魅力和吸引力，那效果还更甚于开过刀的，只要有屏幕或照片做挡箭牌，就不会有见光死的尴尬。
美妆整容抗衰：生存压力、变老焦虑、种族歧视
从柏拉图以降，美被赋予了与善同等的地位，面孔美丑和举止优雅与否，往往还折射出道德品质，中国古代有相由心生的说法，恶魔般的面孔背后必定藏着阴险的心。而今作为视觉价值观的“美”，在意义上出现了分歧，一面是与内在的善相对应的美，另一面则是叠加了整容美妆等多重技术和符号，再经由媒介推波助澜，最终达成的异己之美。
以貌取人是初次见面的标尺，也是人际沟通印象分的关键。特别是当代年轻人，择业就业压力巨大，外貌、性别都有可能成为职场中的隐形歧视，在私生活中，颜值还决定着两性吸引，影响着感情生活和婚姻保鲜。面对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社会转型，内心创伤和外界冲突促成了美妆整容的意愿。
整容即是通过外在形象改观，来获得自我认同，将内秀外显的方式。娱乐圈是重灾区，特别是吃青春偶像饭的明星，他们等不了实力打造的铁饭碗，迎合未来的动荡以及不确定性，忍受痛苦甚至和冒险整容，反而是可以预期的代价，为了不让颜值成为事业的绊脚石，修复身体劣势就是必然选择。
柏拉图早在《斐德罗篇》里，就揭示了颜值的赋魅效果：“视觉器官是肉体中最敏锐的感官，为身体导向，但我们看不见智慧；如果说智慧也有清晰的形象可供我们观照，那么她的可爱就会一直被传导，而其他的理念，如果也有可视的对应物，那也同样让人觉得可爱。然而，这是美的权利，作为最可爱的事物，美只向感官显现。”
叔本华也洞察到，嘴巴说出的只是人的思想，而面孔展现的是思想的本质。有的人整容并非为了变美，而是仅仅弥补自身的面部短板，提高自身的品位格调和阶级地位，让自己看上去不像是底层劳动者，也正是这种观念，才有了后来“白富美”这样的标配。
中西方都有相面术，理论架构相似：一个人的福祸命运都写在脸上，整容即是破坏了相貌风水。然而如今，中西方都将这种观点扔进了垃圾堆，为了扭转无法直视的缺陷，驱散外貌焦虑的疑云，重新勾画关乎幸福的轮廓，甚至为了改变人生运势，改一改又何妨，漂白隆鼻、削骨瘦脸、拉皮去皱、割双眼皮……男女老少纷纷加入到整容的阵营，或者纯粹恐惧衰老，抚平皱纹，求得一份冻龄的幻象和虚伪的安全感……各有各的难言之隐。
虽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可如今把整容当作成人礼送给儿女的大有人在。可怜天下父母心，既然对抗不了“颜值吸睛大法”，为儿女谋划一张宜人的脸庞，也是做父母的一份儿责任吧。曾经精英阶层的特权，如今下沉到了社会各个阶层，整容换脸也渗透到了寻常百姓家。
然而，打着“一朝整容终身美丽”幌子的广告，故意遗漏了秘而不宣的中间环节。整容就像一剂致幻成瘾的毒药，有人整了眼睛，又对鼻子不满意，整了鼻子，嘴唇又不合适了，用黄金比例衡量五官搭配，总有一些缺憾亟待弥补，以至于沉迷整容，不断刷新自我。还有人在试过各种美白产品后，干脆一劳永逸漂白皮肤，所谓“一白遮百丑”。
奇怪的是，一方面，亚洲人对白皙皮肤表现出极大的热忱，这里面有对摆脱劳役生活的憧憬。与此相对的是，西方人则喜欢晒黑，追求性感健美的视觉，颇有点围城的意味。
最瞩目的个案当属迈克尔·杰克逊，整容后的他在表征上甩掉了原有性别、种族甚至年龄属性，变身皮肤白皙的年轻人，动感的舞步和长发彰显他雌雄同体之美，在外观上俨然变了个人，但杰克逊多次表示，他以黑人出身为傲，在外观和道德上两边都加分，可见是一次成功的变脸。
媒介推波助澜：芭比娃娃、时尚杂志、偶像明星
诞生于上世纪中叶的芭比娃娃，如今业已成为席卷全球的文化符号，她们号称永远16岁，拥有数以亿计服饰的芭比，给予女孩们最初的审美启蒙——将西化的审美视为国际化标准。
身穿各式服装的芭比，是城市文化生活的主流，有千变万化的职业，但除了发色和肤色差异，她们的体型和五官没有明显不同，同样的苗条曼妙身姿，与单眼皮小眼睛的古典美相对的，是双眼皮大眼睛的现代美，她们的可识别度大多只存在于服装上，开放洋气的西方美遮蔽了含蓄内敛的东方美。
从收集芭比到芭比仿妆即是从恋物到自恋、从自然到人造，从现实到超现实的过程，与此相关的所有行为都拜倒在了消费主义麾下。美丽会制造幻觉，无数女性们将自身物化，不断为维持理想容貌而买单。早年间的摩登美女挂历、明星海报，民国时期由上海进步书局出版的《人工美容术》，在海派文化风行的魔都长时间热销，受到名媛、知识分子在内的上流社会热捧。
钱钟书在小说《猫》里曾影射过才女林徽因整容：“李太太从小对自己的面貌有两点不满意：皮肤不是很白，眼皮不双……一到日本，医院去修改眼皮，附带把左颊的酒靥加深……”
整容大军里也不乏失败者，电影《十字街头》主题曲《春天里》的词作者，与张爱玲等并称民国四大才女的关露也曾做过手术，苏青在《续结婚十年》里对她冷嘲热讽：“只可惜鼻子做得稀奇古怪。原因是她在早年嫌自己的鼻梁过于塌了，由一个小美容院替她改造，打进蜡去，不知怎的蜡又溶化了，像流寇似的乱窜到眼角下来，弯曲地在她的花容上划了一条疤，如添枝叶，未免不大好看，可是却再也没有办法使得她恢复原状了。”
如今更是百花齐放，在商场、电梯间、鱼龙混杂的医美广告随处可见：肉毒杆菌、光子嫩肤、热玛吉，还有美化后的偶像明星赫然刊在出街的时尚杂志上，这些完美范本与普通人肉眼可见的差距，加速了他们的购买欲望。
正如鲍德里亚所说的，合成影像是对图像的谋杀，也是终极暴力，“我们生活的时代虽然充满了越来越多的信息，但它却给我们越来越少的意义。”消费社会超现实世界里这些不断推送诱惑的形象，仅仅是美的符码，而不是真正的个体。媒介不断宣扬的美妆整容，促成了大众的追随和崇拜。变脸族一面张扬个性，一面又迫不及待换得肤白眼大、锥子小脸，复制他者身体的一部分，这真是无法和解的矛盾。
经过媒体和明星的打样儿，整容过的脸像流水线上整齐划一的商品，随潮流波动而波动。过去女为悦己者容，裹脚缠足曾是男尊女卑封建礼教的产物，而今花样美男也层出不穷，他（她）们看上去像是被赋予了追求美的自主权，实则是屈从于时尚审美和资本市场的双重操纵，这无异于无形的枷锁、变相的束缚。
网红人设进阶：美颜滤镜、社交平台、流量变现
柏拉图远离感官的纷扰，以禁欲获得智慧，现代人以屏幕贩卖美颜，则在狡诈中潜藏生意。当变脸推手从整容医生变为软件研制者，当手术刀变成电子设备屏幕，经由大数据计算，量身定制的“自选器官”，使磨皮美白、切割变形一键搞定，诸如皱纹、痦子，甚至疤痕等瑕疵消逝不见，可谓真正的改头换面。
开启虚拟视觉系统后，美化的配件犹如符号被设置到虚拟形象上，屏幕映出的即是戴着失真假面的理想自我，孵化出一种畸形的美好。网红时代草根新生力量频出，她们被围观者、追随者奉为偶像，在被渲染和改造过的氛围中，一张张连麦互动的准明星脸，淹没在弹幕留言、打赏礼物里，俨然沉浸式表演。
从真实记录到粉饰自嗨，摄影/录像从高高在上的专门技术，已沦为大众狂欢的娱乐手段，社交平台上的自拍和Vlog，将原本聚焦于他者的凝视转向了优化的自我，点赞聚人气的自媒体孵化器，其意义也从表达阐释变为润色或者扭曲。
当想象变为真实，动态动画与真人的合成和植入，实现了自我的多个分身，由神化到了魔幻境地。他们在屏幕上自我改造，接受市场的检阅，把自己作为能动商品，为了流量和粉丝追捧不惜贩卖私生活，在被跟随者标识和订阅的过程中，积极融入市场需要的摩登文化。
在展现自我的同时，她们也在私下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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