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肖复兴
老北京人是很讲究节气的。比如夏天到来的日子里，在皇宫，男的要脱下暖帽，换上凉帽；女的要摘下金簪，换上玉簪。人体最能感受季节的冷暖变化，装饰品则是为变化的季节镶嵌的花边。
而对于住在普通四合院里的百姓来说，没有那么多的首饰要换，夏天到来时首先要换的是窗纱，然后便是搭天棚了。
清竹枝词有道：“绿槐荫院柳绵空，官宅民宅约略同，尽揭疏棂糊冷布，更围高屋搭凉棚。”这里所说的“搭凉棚”，便是说无论官宅民宅，只要是四合院，都要在院子里搭凉棚，就是老北京四合院讲究的“天棚鱼缸石榴树”老三样中的“天棚”。这里所说的“糊冷布”，就是要在各家的窗户上安上新的纱帘。
不过，能搭得起凉棚的，得是多少有点钱的人家。清同治年间《都门杂咏》有诗专门写道：“深深画阁晓钟传，午院榴花红欲燃，搭得天棚如此阔，不知债负几分钱。”说的便是少钱的人家搭这样的凉棚是要负债的。
因此，对于一般人家，帘子是要比凉棚更实惠也更需要的。即使是再贫寒的人家，可以不搭凉棚，但是，窗帘和门帘，哪怕只是用便宜的冷布糊的和秫秸编的，也是要准备的。
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那时候，不少人家用塑料线绳和玻璃珠子穿成珠串，编成帘子；还有用旧挂历捻成一小截一小截，就像炮仗里的小鞭差不多大小，用线穿起来，挂历的彩色变成了印象派的斑驳点彩，很是流行一阵。
当然，这是只有住四合院或大杂院才有的风景，人们搬进了楼房里，这样的帘子渐渐被淘汰在历史的记忆里了。记得当年在天坛东门南边新建的一片简易楼里，还曾经见过有人家挂这样的帘子，风摆悠悠的样子，多少还有点老北京的风情。如今，这一带都拆迁了，时代的变化，帘子只是其注脚之一。
老北京的一般人家，大多不是玻璃窗，是那种花格纸窗，即使不可能家家都像有钱人家那样换成竹帘子或湘帘子，起码也要换上一层窟窿眼儿稀疏的薄薄的纱布，好让凉风透进屋里来。这种糊纱布，即竹枝词里说的“糊冷布”。那时候，我们管它叫“豆包儿布”，很便宜。
对于老北京四合院这样房屋门窗的格局，夏仁虎在《旧京琐记》里曾经给予特别的赞美：“京城屋制之美备甲于四方，以研究数百年，因地因时，皆有格局也……夏日，窗以绿色冷布糊之，内施以卷窗，昼卷而夜垂，以通空气。”
他说得没错，一般的窗户都会有内外两层，只是，我小时候住过的院子里的房子，和他所说略有不同，窗户外面的一层糊窗户纸，里面的一层则糊冷布。糊绿色冷布的有，卷窗很少见。外面的一层窗是可以打开的，往上一拉，有一个挂钩，挂在窗户旁边的一个铁钩子上，旁边还有一个支架，窗子就支了起来，既可以挡住蚊虫，又可以让凉风长驱直入进屋子来。
前些日子，偶然读到邵燕祥先生的一则短文，题目叫《纸窗》。他说的是年的事情。那时候，郑振铎的办公室在北海的团城上，他去那里拜访，办公室是一排平房，郑振铎的写字台前临着一扇纸窗。郑对他兴致勃勃地说起纸窗的好处。老人对这种老窗，才会有这样的感情。事后，燕祥回忆那一天的情景写道：“心中浮现一方雕花的窗，上面罩着雪白的纸，鲜亮的太阳光透过纸，变得柔和温煦，几乎可掬了。”将纸窗的美和好处，以及人和心情乃至梦连带一起，写得那样的柔和温情。
对于北京的这种纸窗，燕祥还这样写他自己的另一番感受：“也许明清以后的人才用纸糊窗，也才领略此中的情趣。月明三五照着花影婆娑，这是温馨的；若是霜天冷月，把因风摇晃的枯枝的影子描在窗纸上，可就显得凄厉了。”
他说得真好，夏天的夜晚，月光把树和花的影子描在窗户纸上，才是美好的、温馨的，老北京这种用高粱纸糊的纸窗，才最相适配；冬天，薄薄的纸窗，是难敌朔风的扑打的。
后来，我读《燕京杂记》，里边提到当时有一种特殊的窗户纸叫“玻璃纸，俗谓光明纸，用以糊窗，自内视外则明，自外视内则暗”。我没有见过这样的玻璃纸，在我们的大院里，倒是看过有钱的人家将花格纸窗换成玻璃窗。
我家的窗户没有全换成玻璃的，只是把中间一块对开的杂志那样大的地方换成了玻璃，也算是跟随时代的发展吧，很有些阿Q式的自鸣得意。尤其是下雨的时候，趴在玻璃前看雨珠打在上面，又顺着玻璃窗一颗颗地滑落下来，再一滴滴前仆后继地爬上去，是我寂寞童年里难忘的记忆。
后读同治年间的竹枝词：“画堂春坐日迟迟，富贵人家得自宜。不待揭帘知客至，疏窗嵌得是玻璃。”不觉笑话自己当初的自鸣得意。人家早在同治年间就已经换上玻璃窗了，坐井观天的我还以为换上巴掌大的玻璃窗，就是随时代在发展呢。
我们大院没拆的时候，我回大院，看到那些花格木窗早都已经没有了，都换成了大玻璃窗。但是，每扇窗户旁边的铁钩子和支架都还在，虽然都已经锈迹斑斑，却像是沧桑的时光老人，不动声色地垂挂在那里，任风吹日晒，这是那个逝去的年代留下的一点记忆的痕迹。
我问站在旁边的年轻人：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
他们都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