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君波（左）向杨仁恺（中）和劳继雄先生请教出版项目
朵云轩建于年，新记朵云轩建于年，今年正逢一个甲子。新记朵云轩成立时就有出版权，这个权益是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木版水印编辑室合并过来的，所以说朵云轩当时也是个出版机构，它的出版文化一直传承到年更名成立的上海书画出版社。20世纪70年代初，我曾在那里学徒、入党，度过了青春岁月。从年起进入领导班子任社长助理、副社长、社长，直至年3月调局离社。现将书画社出版业务的几次转型回溯如下：
一、木版水印的继承和发展
我国发明印刷术是在隋唐之际。唐咸通九年雕版印刷的《金刚经》现存大英博物馆是成熟的物证。到了明代饾版技术发展开始印制彩色信笺和画谱，是世界上彩印的开始。只是明代还没有发明照相机，只能印中国书画。当时，国人学画没有教材，就用木版雕刻了印《明代十竹斋书画谱》，共分成竹、石、兰、疏果、翎毛等16谱，是一本仿真的教材。我社年重梓完成，在莱比锡得了大奖。另一部《明萝轩变古笺谱》是写信的信纸集，大多为角花，又用了无色拱花技术（俗称凹凸版），也是代表作。成立于年的朵云轩是个笺扇庄，就传承了明人的饾版也就是木版水印，所印的产品还是比较简单的。
20世纪50年代，木刻家余白墅先生等人积极倡议，在上海人美设立了一个保护型的木版水印室，并为它单独造了一幢楼，就是衡山路号，不在人美院内。可见在国家最困难的阶段，党和政府还是尽力保护和支持这一国粹。
朵云轩木刻雕版书《共产党宣言》
我在朵支轩时，很多外宾来参观我们工场，就在于我们不仅出产品，而且完整地保存了工艺并有发展，是印刷的活化石。当然，当时成本低有利于保护，记得70年代后期，我们全社人，木版水印技工工资比较低，材料就是木版、宣纸和颜料，所以加上各方的支持，迎来了历史上木版水印的一段黄金时期。从印笺到印大画，从纸本到绢本，上海博物馆的藏品，很多都印了木版水印画。最复杂的绢画当数明仇英《秋原猎骑图》，余块木版，为刘海粟先生的藏本。改革开放时期印了长卷《唐孙位高逸图》《明代徐渭杂花图卷》，我离社后知道还印过《任伯年群仙祝寿图》（12屏，多块木版）。文革中印了一批红色题材的作品，印得很精彩，如《钱松嵒井冈山》《杨之光激扬文字》《黄纯尧银线横空谱新歌》等，全新的表现技法，即便今天来看也毫不逊色。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在朵云轩、荣宝斋保留下这一技艺意义重大，在技法上比古人有突破和超越。荣宝斋雕版了《韩熙载夜宴图》《清明上河图》，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我认为地处江南的朵云轩，50年代印的《明陈老莲花鸟草虫册》也很显工笔力度，而印制水墨写意画更显特色。如大幅的八大山人《双鹰图》、吴昌硕的《墨荷》、齐白石的《红莲鸣蝉图》都印得精彩，尤其是《徐渭杂花图卷》，绘十四种花卉的长卷，墨彩淋漓，一气呵成，木版水印还原时悉仿原作，是很难得的。记得朱屹瞻先生观后称赞不已，还为之题跋，他自己也选购了一件以珍藏。我想朵云轩写意画印得好恐怕和江南人对水墨的感觉有关系。朵云轩木版水印还有一点是适销对路、好卖。有的巨制几年完成一件，编号发行，都会销售一空，很多品种也因畅销而一版再版。国家在木版水印上没有补贴，主要靠自己以销定产自我循环。60年来，朵云轩木版水印累计出版了多种，已成为上海出版的特色，很多外宾来参观，我们也带去海外展览、现场演示，宣传中华文化，宣传我国政府支持文化事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二、印字帖闯出了出版之路
朵云轩成立之初定为企业，与上海书店、外文书店相仿。因正逢国家困难之时，朵云轩书画以及木版水印销路不佳。听前辈回忆单位甚为困难，几近发不出工资，于是经上海市出版局同意，开始出版书法读物。古代字帖不在版权期内无须支付版费，又价格低廉，几毛钱一本，对全社经济有所周济，这无意之中开辟出了我社的现代出版之路。六七十年代，尽管上海各社出版停顿，朵云轩改名上海东方红书画社和上海书画社，印宝像和书法体语录，业务反而红火，培养了一些懂胶印的编辑和出版人员。我进社时盛振鸣、张锦标、郭载阳等前辈都在忙这些事。
年秋天，我社由企业改制为上海书画出版社，定正处级事业单位，同时对外并用朵云轩品牌，才逐渐向专业美术出版社发展。
记忆中最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创办了《书法》《朵云》等四本杂志，在海内外影响甚大，也树立了我社的品牌。年，杜淑贞同志在我社当领导，支持周志高、黄简等同志出版了《书法》试刊。当时，日本有多种书道刊物，我国是书法的大国反而一本也没有，让人耻笑。试刊后正式获批双月刊，封面由郭沫若题签，在那个年代，无疑填补了一个很大的空白。全国政界、文化界、书法界的名流均以在《书法》上发表文章、作品而倍感荣幸，所以很快树起了大旗。周志高先生很有创意，很会搞活动，后来举办了多次全国书法大奖赛一类的活动，引起反响。中国书法家协会创立于年5月，在此之前，我社几乎成了书法活动的一个中心。紧随其后，由吴添汉老师推荐来社的吴惠霖老师于年3月创办了《书法研究》，又于年7月新办了《书与画》，都很成功。《书法研究》以发书论为主，《书与画》以书画爱好者为对象，一高级一普及。后来戴小京主编《书法研究》、周阳高主编《书与画》，质量提高，在全国产生了积极影响。我们社原来出版专业和文字编辑比较弱，吴添汉和吴惠霖同志经验比较丰富，来社以后加强了我们的力量。这里特别要说到吴惠霖老师，他曾是上教社的老编辑，引进我社因不写书法，社里有的人对他不以为然，但他实在是个很懂出版的好编辑，除了创两本杂志，他还编过“书法知识丛书”十几种，都是当时名家原创的好书，还编过字帖与语文教学结合的读物，功不可没。他由中学生入华东军政学校受训参加革命，属离休干部，可惜离休不久就病故了。
年末，续靖宇、黎鲁同志到我社任社长和总编辑，黎鲁非常重视朵云轩的品牌，有意创办《朵云》，意向之一是用这本大型季刊，把朵云轩传统业务和出版社连接起来，所以初创期的《朵云》有很多篇幅介绍木板水印、文房四宝。但创刊经历了艰苦的过程，就是缺乏人才、缺乏资金和经验。黎鲁同志依靠茅子良等人加上自己直接参与栏目设计和组稿，于年出版了首刊。记得老画家的口述历史是一大特色，占每期很大比重，后来在此基础上出版过一套《朵云国画家传记丛书》，有王个簃、关良等10余本。后来由茅子良转给卢辅圣接续主编，成为八九十年代影响海内外的大型国画理论刊物。《朵云》办过年董其昌国际研讨会，以及清初“四王”、元代赵孟等国际绘画理论研讨会，在专业圈做出了名气。
这四本刊物不仅确定了我社在美术界的地位，也赚了钱。尤其是《书法》，最多时期发行近40万册，年利润也有三四十万。这在当时就是我社的重要经济来源了。《书与画》也发行过期十余万册，创过利润。
三、找出路挖了挂历、教材、房产三桶金
年末，蔡大抟同志担任社长，启用了一批年轻人，出版业务又得到发展。年事业单位改为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蔡社长办社方向更为明确，一要提高经济效益，支持图书出版和改善员工生活。我社当时在上海出版单位中经济落后，大家都有紧迫感。二是要让书“站”起来，不能只出一些字帖、画片。这一阶段业务已有起色。
年我接任后，继续朝着这一方面努力。一方面把朵云轩拍卖做起来，一方面在出版社重点抓了年挂历和美术教材两条产品线。
年挂历当时属美术出版社的专有出版权，市场大，产品生产快，但销售期短，竞争激烈，也有风险。我社岑久发、张雄、林伟新等人非常努力，有创意又有干劲，挂历由绘画转向摄影的转型比较顺利，在上海人美、画报和书画社三家激烈竞争中，我们始终占有一席之地。记得年全社还发售了万个挂历，加上画片有八千余万码洋。
90年代中期，居家环境发生变化以及义乌个体户印挂历成风，我们挂历的饭碗被打碎了。好在我社在蔡社长手里就有考虑，后来加大力度，由郭载阳、周卫、孙介琛、李浩忠等同志先后参与组成一支写字和美术教材研发、审批、推销、印刷、发行的团队，有三四套教材拿到了国家教委的批文，在近二十个省使用（独家使用或多本并列使用），有的我们供货，有的当地租型造货。年我离社前已达余万年销售码洋（实洋余万）。靠教材又支持了出版社很多年，因为以书养书，符合美术社的实际，专业美术书是很难赚钱的。年5月，我到上海人美兼社长时，看到人美的业务下滑，基本原因是在年连宣产品线和挂历产品线之后，没有开发美术教材，没有大宗替代产品。而反观全国的美术社，凡过上好日子的都是依托了教材。
20世纪60年代的南京路朵云轩
年挂历、教材以及拍卖行赚钱以后，我们领导班子非常重视购置房产资源。90年代中后期，上海房价低廉，我也感到出版社的那点美术教材总有一天被抢光，而美术图书盈利困难，于是把眼光瞄向房产。在社里，我们总是向员工宣传要居安思危的经营理念，学习孟尝君构建“狡兔三窟”的生存之道。在年买下钦州南路出版大楼4层、年买下南京东路朵云轩大楼。我离社以后班子又买下了延安西路的两幢办公大楼。这三处物业使我社资产倍增，同时也为以房养书埋下了伏线。因为我比较早去香港、日本、欧美考察出版社，知道做专业出版是情怀，大多要靠房产或者他业养活。香港联合出版集团重点投资房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出版人必须明白书总是要做的，但把全部资金都做成书压到仓库里，等一次又一次的清产核资去报废是一种损失。后来书画社的发展证实留下的房产对它是多么的重要！
四、书也终于立起来了
新记朵云轩至今60年，几代出版人都想把专业美术图书做起来。黎鲁任总编辑时我是总编办主任，他常常对我说书画社与人美社没法比，基础太弱。他想做而没有条件。蔡社长当年很盼望我们的书能“立”起来，但他常说我们的团队还是游击队，不是正规军。在他手里已布局出版《美术全集》书法（3种）、《美术全集·玺印篆刻分卷》（4种）以及《中国书画全书》（14卷）这类大书。但理想与现实确实不是一回事，没有钱、没有专业人员、没有市场营销能力，一切都是空谈。在实力壮大以后，卢辅圣同志主持出版，李维琨、马荣华等专家先后加盟，年我社初版书67种，到年已达种。后又经过长期努力，我社定位书画专业深耕不息，字帖、画册、技法、文献、理论等综合布局，才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出版体系，在全国美术出版风起云涌的竞争时代而独树一帜。在我年离社的时候，《中国书画全书》《美术全集·玺印篆刻分卷》《现代设计大系》（4卷）、《上海美术家系列画册》（10卷）、《海派绘画集》（4卷）、《明清书法大成》（4卷）、《近代书法大成》（4卷）先后完成。此后精品书、套书就更多了。近年我在上海书展时常留意自己老家的展区，看到在王立翔同志主持下，产品琳琅满目，精品迭现，甚感欣慰。回首往事，甚感从事出版文化真是不易，一个社站起来确实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还要少交学费，少走弯路。
陈佩秋、林曦明、陆一飞等艺术家为朵云轩百年庆绘制石榴图
我在书画社积累的出版体会，一要坚守自己的出版定位，要有定力，不要东张西望，东摇西摆，持之以恒才能滴水穿石。二是要正确把握经济收益和文化价值的关系。钱不是坏东西，有钱的日子比没钱的日子好过得多。有了资金才可以支持专业美术出版、扶持木版水印，才能够解决职工住房等难题稳定队伍，才能可持续发展。三要掌握市场经济的法则，图书产品不通过市场环节卖给读者，放在仓库里自吹自擂得奖的业绩，或者大搞捐赠活动，其社会效益也无法实现。市场既是利润来源，也是社会效益的实现方式。四是一个社的战略布局视野要开阔，眼光要长远，才能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立于不败之地。
正是基于这样的意识，当年全社上下齐心合力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年5月我在书画社的离任审计报告受到孙颙局长的充分肯定。年我社销售收入.3万，利润.8万。8年审计总资产万元增长了3.52倍，净资产.3万元增长了14.3倍，资产负债率38.2%，净资产收益率为15.3%。同时出版综合能力增强。年5月《出版经济》公布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年我国出版社百强排名表，我社四项指标均入全国名。其中出书品种种居98位，图书发行数8万册居54位，销售收入万元居50位，资产总额万元居67位。上海四项指标均居位的仅5个社。任期内社里还给户职工实物分房，给35位职工发放住房补贴。这也反映了我社实力增强得以改善群众生活。
《中国艺术大展作品全集》新书发布会
以传统书画为中心，一手抓出版，一手抓朵云轩转型发展，一直是我社的经营方针。年8月，我们成立了全国第一家艺术品拍卖行，年6月首拍开创了大陆艺术品拍卖的先河。在拍卖行成功以后，年起我们又从朵云轩分离出朵云轩古玩公司、朵云轩文化经纪公司，超前地谋划了未来的布局。
年我离社以后，上海书画出版社（朵云轩含拍卖行）并入文艺出版总社，成了总社的主要经济来源。年拍卖业、收藏业兴起，朵云轩销售收入万元，利润达万元，成为上海出版界的创利大户。多次列入全国地方出版社经济指标排名10佳。如今我已退休，在纪念上海书画出版社成立60周年之际，作为一个出版人感慨良多。我为这一行业服务了46年之久，其中有28年在书画社度过，受到很多老领导、老前辈的关心和栽培，很多老师、同事的帮助和指教，回想起来，感恩不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