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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王恺上海文学
PhotobyCaryBatesonUnsplash
原文刊于《上海文学》年8月号
让我去那花花世界
王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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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花已经被美化到一定地步，社交媒体一翻开，无论男女，无论贫富，只要是喜欢插花，立刻就能被冠以美名，主人的社会地位凭空上升，小红书上尤甚。玻璃瓶子里的绿色植物，淘宝买来的昆明斗南批发市场上的花卉，包括野外采摘的枯枝，这些被切断了与根部联系的枝条、叶片和花朵，被各种束缚住，挣扎出一副姿容，陈放在客厅之中，为主人的品味作证明。
最时髦的陈设是这样的，半屋子的绿色植物，地板上放置着巨大的玻璃瓶，里面一人多高的马醉木，沙发上主人横陈玉体，无论男女，性冷淡的装置，加上性诱惑的真心。当然多数人没有这样的房间，至少也可以利用餐桌上透明玻璃花瓶，努力制造出品味。
大概我做过插花的系列节目，对这件事情并不热衷，就像任何行业一样，进入到核心区域，接触到核心的人，一方面会有顿悟之感，另一方面也会有厌弃之感——就这？并不因为这行业呈现出美好的结果，就凭空多了遐思。
第一次拍摄插花节目，就进入了激烈的争斗，持续了几天。
那时候在一家民营出版机构，也想努力赶上短视频的风口。我想做生活方式的选题，臆想已经进入中产社会，这种选题会火。可是当时要找一个正经的能讲插花的老师很难，各种短视频上的冒牌货还没有出来，插花的专业人士稀少难寻。在多数人眼里，这仅仅是附庸风雅的事情，怎么还能有专业？同事费尽心思找来一位上海园林系统的老人家，我搜索到老人家的插花作品，牡丹，竹篮子，至少中国风，于是在上海的时候特意去拜访。
当年法租界没有这么网红，里面很多半新不旧的大楼，一看就是机关所有，并不像真正的公寓楼那么讲究材料，因陋就简的风格，又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显得陈旧。固然上海人讲究地段，这里的地段当得一流，真进了楼道，还是觉得憋屈和拥挤。老太太就住在高层中的某一间，楼道里堆满了杂物，进了房间却又一变，异常整洁明亮，上世纪八十年代挂历风格，完全不用任何增减，拍出来可直接送印刷厂。雪白的钩花茶几布，沙发上蒙着蓝色布套，极为容易检查出污点的颜色，可见日常的清洁，也是某种心理洁癖。想起毛姆小说里写的某荷兰小城，整个城市的主妇们每天功课就是在屋子外面刷地毯。
大概是太干净了，让我有此联想。茶几上放着瓶花，同样是无端的清爽。背后是雪柳和鸢尾叶片做成的背景，前面是两朵硕大的朱顶红，花朵下面衬托着一些羊齿草的叶子。花瓶是大肚子钧窑，带着点上世纪八十年代友谊商店出口产品的可疑气息。倒没有惊艳，一水儿的半新不旧，是《红楼梦》里宝钗蓄意的服饰装扮，细看是大方的，有她的特点。
现在想起来，也是老太太的身份的外化。老太太一辈子在机关工作，不可能插出狂野放肆的作品，讲究的就是端庄气度。她告诉我，一九四九年前学插花，受了自己老师的影响。老师是个讲究的老小姐，后来下落不明。可以想象当年那些精致、讲究的碎片，随着时代的洪流早已经不见踪迹。
唯一不解的是，老太太插花有很多中国元素，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师应该不会有这种风格。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在园林部门工作，花材众多，很多美感和技巧应该是自己慢慢琢磨出来的，尤其是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上海又是有外事传统的城市，应该是在交流中倒逼出来的成长，阅历增加，审美成型。老太太现在已经是位望之俨然的老干部，穿着和她的屋子一样，说不上时髦，却极度干净，是尽力装扮的。墨绿真丝衬衫外罩着白色的羊毛开衫，也是上世纪的着装。
按照《一代宗师》里的说法，留在她自己的时代里，可过了某一个年纪，谁又不是停留在自己的时代里？停留在自己的习惯里，不追逐新时尚，也是体面。
上海的老妇人，有点身份的，出街一定是茶色大墨镜，可能是遮挡光线和皱纹。有几年我迷恋越剧，去看大规模的越剧现场演出，前排的观众席上坐着一排越剧名伶，各个顶着大墨镜，即使在剧场内。痴迷的观众自然认得出谁是谁，我却是看到一段风流遗迹，堪比六朝的金粉残留。和老太太商量拍摄视频的事情，她答应得也爽快，不过拍摄地点很奇怪，定在北方的一个县城里，说是上海本地的花卉材料不够，需要和当地的苗圃合作，所以每年会去那里给学习插花的学生上课。
没想到，北方之旅，成了我的斗争之旅。
老太太的合作方是一个县城的苗圃老板，这花道班也是他的产业。我们去之前，询问当地有什么宾馆靠近苗圃，老板的手下热情地给我们订了，一路从北京折腾过去，也就是典型的县城，没看到特殊的景致，平淡的楼房，平淡的路边白杨树，并没有多么明显的苗圃，也不是植物笼罩中的城池，白想象了。
刚进了房间，没有想到前台打电话，气急败坏让我们搬家，“你们不是北京来的领导啊？这房间是给领导订的，你们赶紧搬家。”标致的北方姑娘，一张嘴，听得出横眉立目。我就愣了，我自己付钱，住在对方帮助订的酒店，为什么必须要搬家？当然不肯。尤其是刚刚打开行李箱，摊平了一地东西的瞬间，简直是暴怒，于是怒气冲冲下楼质问。宾馆小之又小，一堆人挤在前台，乱哄哄地骂前台的姑娘，也就明白她气急败坏的原因。
我坐在后面的椅子上细听，原来是因为宾馆房间少，预留的房间，要给“北京来的领导”，而不是“导演老师”，老师可以去另外一间远一点的宾馆。是苗圃老板的手下没有弄清楚，直接让我们这几位“导演老师”在这里登记。前台姑娘唯一的错误就是没有核对手下事先登记的姓名，现在上演了一出大戏。
乌糟糟的，什么玩意，我心里说。
其实也做好了换宾馆的准备，不是顶大的事情，不值得较真。可是当苗圃老板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还是无名火起。现在想起来，觉得是前世的欠债，注定要和他大吵一顿。这雄赳赳的北方汉子说起来也是五官端正，可眉心一颗大痣，平添几分凶相，他正对着前台姑娘大发雷霆，一句话飘到我耳朵里，谁让你随便安排房间？谁给你的权力？
难怪当地人民热衷考公。
我瘫倒在前台的沙发上，淡漠地说，我要求住的，关她什么事，宾馆不是付钱就能住的吗？整个大厅瞬间安静，穿着紫红色衬衫的苗圃老板转过身，电影特写一般地腾挪到我身边，开始大吼大叫。这么多年过去了，忘了具体的场景和争吵内容，就觉得很像日本剑戟片的场景，刚要开打，就被两边人拉开。他们那边人多势众，我这边也是一帮拿着摄影三脚架的小伙子，正所谓旗鼓相当，结尾处也并没有捂着流血的肚子缓缓倒下，屏幕上也没出现一个大写的“完”字。
大家平和分手——虽然不是强龙，我也本着不纠缠地头蛇的宗旨，还是搬去了另外一家宾馆。小县城的宾馆，其实没有多少区别，都是故作高级，实则廉价的木头大床，雪白的瓷砖浴室，清扫得尽量干净。这家宾馆的好处是靠近几家本地餐馆。小餐馆实在美味，我至今都记得有家饺子店的黄瓜虾仁现包饺子的味道，鲜美，流着汤汁，果然北方人民的谚语是对的，好吃不过饺子。
晚上是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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