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桑内特明确指出身体与空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因为身体是生活实践的载体，而身体参与人类关系的方式就是去占有空间，这种参与不仅仅是面对面的交流，还有一种情感上的占有。
地理空间是空间批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电影叙事的赖以完成的支点，任何故事的发生和人物活动的场所都要依空间而存在。米歇尔·德·塞托也曾说过故事的发生地就是在空间展开，而空间是各种景观的容器。
空间里的人与物有了特定的符号意义，成为叙事要素。纵观青少年成长史可以发现，随着青春个体的生活、学习轨迹迁移：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完成“成长”这一议题，观众视角也会随着空间的变化发生改变。
物质与情感的不平衡变化：家庭空间
空间是社会发生最为显著的外化形式，它可以更为直观的展现人类的行动变化和社会的发展。
青春题材电影的主体往往处于青春期未成年阶段或者向成年人过渡的阶段，家庭，是保护，监护和通向社会的窗口，是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空间。我们中国人尤其重视家文化的建立，可以说家族文化自古以来承担着重要的教育意义和道德起点的作用。
中国甚至很多亚洲影视作品背后都隐含着“家”的深层议题，“家”的意象被赋予到影片文本中，承载着艺术作品中情感的表达。
社会改革下的物质增长
空间本身是一种生产，它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而被干涉，同时空间也可以反作用于人类的生活方式，甚至对其产生影响和引导。
早在第六代自传式的青春电影勾勒的是物质不太富裕时期的筒子楼、挂满挂历的墙壁和各种斑驳的旧式家具。成长环境的混乱和动荡其实是记忆中成长的疼痛和不堪，以及社会发展的重大变革。
《青红》下三线城市建设的父母一心想回到大城市里来，对现状的不满和两代冲突使得他们两代人的关系有着难以沟通的困难，家庭永远是昏暗、闭塞与凌乱的，如同青红的残酷命运。
进入21世纪，尤其是网生代作品中，家庭空间的展现出现了很大的改变。社会经济发展翻天覆地，家庭空间不再局促狭小，现代化的家居设备也普遍出现在影像的家庭空间里。
“80后”青春已经开始出现唱片、磁带、台式电脑和电话等娱乐和消遣式设备。青春题材电影的家庭空间建构具有了极具时代性的特征，标志着新时代下物质生活的丰富。
《狗十三》中李玩虽然父亲再婚，她被丢在爷爷、奶奶家里，但爷爷、奶奶所居住的都是干净、宽敞的单元楼，家中也可以养只狗作为精神寄托，父亲出入的代步是汽车，进出的工作场所是应酬的酒店。
《小时代》更是呈现了上海以陆家嘴为代表的豪宅背景，大都市的物质堆积成为消费社会的主流表达。
残缺与破碎
家庭空间是青春个体不可回避的重要场所，但在青春电影中往往是残缺的，压抑的，或者是缺失的。
如《少年的你》《悲伤逆流成河》《过春天》中的陈念、易瑶、佩佩是只有母亲甚至母亲也是弱势边缘人的存在；《狗十三》《黑处有什么》里的李玩、曲靖都是父权压制的表现；而多数怀旧类青春片《同桌的你》、《匆匆那年》等家庭都是仅仅是符号的存在。
青春电影中的家庭空间很好的见证了家庭伦理从传统到现代、从亲密到疏离的转向。“家”是安全、港湾、温暖等具有保护情感属性的场所，但在青春题材的影片中，家庭空间经常是动荡的、残缺的。
物质的变化没有改变空间里的家庭关系，家庭的解体与家庭成员缺失仍是青春题材电影中的主要设置，而这种成长经历带给青春个体的伤痛进而影响青春个体的成长。
所以佩佩单亲、单非的身份促使她走进黑暗，成为一个“水客”；易遥母亲对易遥的咒骂和忽视使得她成为一个被欺辱的悲剧角色；陈念父亲缺席，母亲被追债也被迫缺失，家门口走廊里被贴满追债和咒骂的小广告，向上攀援的楼梯似乎永远也到不了顶，家里也从来不敢电灯，这是一个充满绝望和黑暗的家庭。
青春电影中复杂的家庭关系与成长背景带给青春个体深远的影响,也产生出独特的空间意义。
易遥在经历学校暴力后无处释放自己的委屈和屈辱；佩佩只能通过走私偷偷赚取和闺蜜去日本的旅游经费。
陈念也从来不敢寻求母亲成为她的避难所，家庭空间的遭遇成为了青春个体异变的诱因,主人公的成长焦虑通过家庭空间得以泄露；同时也暗示着：在社会变革过程中，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发生变化。
成人缺席的天堂：校园空间
德里斯科尔在对好莱坞青春电影的分类中，归结了两种不同的类型：青春片和大学校园电影。
因此校园空间也是青春电影长期以来观众的重点领域。青春片的重点是讲述成年和未成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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