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整理客厅柜子，翻腾出一本旧日历，这本日历是母亲去年拿过来的，挨着废弃书纸百无聊赖地待黑暗的柜子里，又一年了。
日历之于时间，就像笔簿之于文字。文簿是文字的载体，日历则是时间的载体，当然这种说法已是过去式。
千禧年之后，手机电话电脑普及，人们拥有多种获取时间刻度的载体。纸质日历慢慢退出人们的生活，取而代之的是制作精美颇具广告宣传的挂历或台式日历。从某种程度说，日历也在与时俱进着，一点点地传承着它的使命。
摊开手中这本日历，每一页面崭新无痕，过去多年了的光阴岁月并没有将纸质磨得泛黄陈旧，许是无人问津罢了。
童年时代对日历留有很深的印象，稍稍一碰就鲜活。
那挂在墙上的小本本，小孩要长到一定高度才够得着，然而我们越长大母亲越把日历往高处挂，日历一年年挑战着我们的身高。
这小本本长宽差不了多少，呈长方形状，个头虽不大，但特别厚，长大后才明白，一年天肯定有页呀。
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页面，一周五天是黑色数字，周六周日才变红，数字下简要注明着阴历和当日宜忌，这些不管，总归盼着变红的那两天，尤其是挨骂受挫的时候，恨不能将黑的日子过得像撕掉它那样畅快容易，总在临近过年日历本快到底的时候，异常兴奋地爬上凳子取下日历壳。
小孩总是最积极撕日历，我也不例外，有时不小心一次撕掉两三张,过着过着发觉不对劲，没有电视机和新闻联播的年代，竟然没法核对，只好别扭地忍ren耐着，再到红字处，数字与日子才能真正校对过来。
除了刻量日子，日历对于老一辈还有其他的作用。
幼年参加村里白事，大人都会撕一张过去式的日历纸，把“八卦”露在外头，折成小纸条，悄无声息地放在小孩的口袋。
有了“日历八卦”在身，人是最“大”的，任何鬼神不会上身。尤其是天性胆小、体弱多病的孩子，不管是白事还是看望生病的亲友，父母一定会备一张这样的日历放在孩子衣服里。
去年大宝无缘无故的爱哭闹睡不踏实，我除了给其补钙做推拿，其他就交给时间母亲周末来看孩子啊，带了这一本日历过来，回家前嘱托我：去陌生的地方记得给孩子这一张日历纸。反正也不麻烦，你就“听话照做”。
母亲以为我不懂，其实幼年口袋里被放下的日历纸我都记着呢。
无论是信仰还是迷信，日历给予人们的踏实是真切存在的。
后来小本本日历被月历取代了。
年，我们搬进了新家，那一年我10岁，生日宴是在新家过的。来参加生日宴的亲友，有人带了一副迎客松画；有人带了一台微波炉，特别赶时髦；还有那位镇上做批发的志远叔带来了一份大红挂历，我第一次见这么大的挂历，有现在笔记本的个头大小，挂历上是一对特别喜气的吉祥娃娃。从此，每次看挂历，不再需要眯着眼，生怕把数字看错，把日子颠倒了。上头的吉祥娃娃笑眯眯，给每个日子增添无名的美好。
纸质匮乏的年代，偌大的挂历本竟然衍生出另一种功能。
从小家里做食用菌生意，繁忙的父亲一到晚上都要拿着电话机跟客户朋友沟通良久，核对当天数量确定次日接头事宜，父亲是个急性子的人，性格一急老怕忘事，因此电话旁的挂历本俨然成为父亲的便签本。
每个月挂历页面上爬满了密密麻麻的数字，父亲字迹潦草，歪歪斜斜，可这倒不影响每一次着急需要时他的自我辨别。几年下来家里的挂历本一大摞父亲，没舍得丢一来挂历本图案精美，毫无破损；二来挂历页面上的天文行书兴许来年还需要核对呢。
班级过年聚会搞活动派奖赏,一等奖定是带锁笔记本，次点则是明星台历。我得过一本“林心如”，又得过一本“周慧敏”,当然更爱“周慧敏”。一页便是一月,有了心事的年纪，会将其中某些日子标注上特别的记号，或一个一个划掉以示倒计时……还是有过那样幼稚却郑重的经历，以为圈下来就不会忘，以为划去了就够惊心。
光阴之所以被赋予刻度，无非因为人们要循着时刻做该做的事情。如今，即使身边没有了日历，人们依然有多种方式记录、提醒时间，以另一种方式把握时间的刻度。自律的人手机上重复着7天的定点闹钟，有晨起，有午睡有开会，有社群分享。
然而，所有的奔忙前行都是为了日子过好。偶尔卸下忙碌的皮囊，不受约束地生活成为我们的期待。远离手机、远离电脑、闹钟，摊一本日历在案桌，眼里有光阴，心中有念想，似乎也是把日子精打细算了。
凤凰康，原名康奇凤，90后二娃妈妈，语文老师，身心灵瑜伽老师，石狮市作家协会会员、有声朗读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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